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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撰稿/陈几手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讯 据媒体报道，12月19日，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三审，草案此前已经在常委会第二十一、二十四次会议上经过了两轮审议。其实，早在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就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在民法总则草案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亮点。比如对“放生党”的限制和胎儿权益的保护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见义勇为致受助人受损，非重大过失不担责原则。
此前，对于“好心办坏事”，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行为，就有人提出：“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应免于承担民事责任。这有利于匡正社会风气，对见义勇为的救助人予以鼓励和保护”。故而，在《民法总则》三审稿中新增了一条规定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怎么理解呢？
首先，对于救助者自身受到损害的，民法总则历次草案稿均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但是对于“好心办坏事”，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情况，此前却并未有明确规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王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见义勇为者非重大过失不担责，这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性质是相吻合的，有利于消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王雷认为，见义勇为是一种广义的情谊行为，属于发生在紧急情形之下的无因管理。基于中国民法友善和睦的理念，对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者，可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
三审稿中的此条规定，被舆论界视为立法对此前频发的“被帮者反咬一口”事例的正式回应。
其实，对于“见义勇为者非重大过失不担责”的呼吁，地方法规中的一系列“好人法”早有体现。2013年，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2014年，杭州出台《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一年后，《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审议通过。2015年，被称为京版和沪版“好人法”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先后提交审议。
它们之所以又被称为“好人法”，是因为都包含一项重要的条款——即“好人免责条款”。具体来讲，深圳和杭州的“好人法”明确了救助人和被救助人的法律责任。《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和《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均明确，若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举证责任应由被救助人承担，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
除了鼓励好人多做好事，“好人法”对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行为也有惩戒追责。比如，北京版“好人法”规定，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
再具体一点，北京市的《条例》中提到，如果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依法不承担责任。要注意“依法”两个字。如果救助人本身实施的行为是严格按照急救的规范实施的，在急救的过程中没有过错，那么救助人肯定是不承担责任的；如果救助人实施的急救行为是有过错的，可能还是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上海市人大曾针对《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进行过一项问卷调查，在对于“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的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您是否支持？”这个问题上，超过九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由此可见，“非重大过失不担责”存在着广泛的民意基础。而相对于地方法规，《民法总则》三审稿中“非重大过失不担责”的原则进一步提高了救助者的担责起点，这是一项顺应民心的举措。
不过，“重大过失”该如何界定——或者更进一步，如同一些学者所提议的，是否可以设立一个“好人基金”，在出现法律适用争议时，动用基金手段执行救济，这样才能既保证救助者权益，又能弥补因过错救助和重大过失救助造成的损害。
这是需要立法者和社会各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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