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农村，“村霸”、宗族恶势力猖獗，“土皇帝”横行一方，违反党纪国法，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源……为此，1月，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侵蚀基层政权。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特点
“村霸”多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介绍，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村霸”的四大典型特征。
乱政——倚财仗势、干乱国法、操纵选举。此前被判刑的江西省某市原人大代表，纠结多名同族兄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犯罪团伙，称霸一方。20余年来利用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利用势力和影响，威胁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干扰基层组织选举。
抗法——暴力抗法、对抗政府、煽动滋事。2016年底，广西某村支书因妻子在交通事故中丧生，便伙同亲属，当着公安民警的面要活埋肇事司机。当公安民警阻止时，其倚仗人多势众进行对抗，当地派出130多名民警才将司机解救。
霸财——强拿强要、欺行霸市、坐地纳贡。河南省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出租农地、建设新社区农村饮水工程等事情上“雁过拔毛”。河北某村村主任自2012年以来，组成恶势力团伙，要求所有村民结婚必须“上供”。曾有一村民未照办，结婚当天竟收到了送到门口的花圈。
行凶——横行乡里，违法犯罪，残害无辜。在广州某村有一群“村霸”，从2008年起就在村里为非作歹，敲诈在村内经营小店和生活的人员，甚至当街调戏妇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认为，由于乡村法治资源相对匮乏，监督疏漏多，一些最基层的地方“权钱势”勾结，使个别村官和社会混混异变为“村霸”。
现状
“保护伞”下“村官”异化成“村霸”
“基层社会生态非常复杂，‘土皇帝’现象背后往往牵涉上级政府、基层选举、治安管理以及资金管理等问题，许多不安定因素掺杂在一起，治理难度很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
在一些地方，有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保护伞”。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受欺压村民敢怒不敢言，查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备受阻挠，治理难度大。
还有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基层组织弱化，甚至“两委”班子成员沦为“村霸”。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使得纠纷双方依靠身后势力大小解决，无形中促使“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盛行。另一方面，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村霸”或宗族势力，从而沦为“村霸”欺行霸市的爪牙，这都给治理“村霸”增加了难度。
北京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宽认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在农村长期存在不仅危害村民的利益，破坏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民众对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信任不足，影响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在农村的具体实施。
打击
打击职务犯罪摘掉“村霸”的“保护伞”
孙忠诚介绍，当前我国根治“村霸”与宗族恶势力的工作正从三方面着手。
突出打击，强化治理。孙忠诚表示，对于“村霸”与宗族恶势力的恶形恶状，检察机关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惩治一批，务必坚决遏制其嚣张气焰。尤其要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检察、公安部门将加大查办和惩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力度，增加其作恶成本。纪检监察部门则狠抓纪律建设，及时处分违反纪律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党员干部，掐灭其充当“保护伞”的苗头。
多维发力，综合治理。“不能孤立地治理‘村霸’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庄德水表示。孙忠诚介绍，一方面，检察、纪检监察、公安、社会综治等方面将加大协作配合力度，各司其职、共同发力。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将综合运用经济建设、教育宣导、舆论推动等多维度社会治理措施。各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和教育，使适龄人员有事可做、有书可读，从长远角度消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存在根基。
群众路线，长效治理。王旭认为，在斩断“村霸”与宗族恶势力“恶根”的乡村治理实践中，贯彻落实村民自治至关重要。据孙忠诚介绍，检察机关将配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和换届选举机构维护好换届工作秩序，积极有效预防各类干扰、操纵和破坏换届选举的职务犯罪，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杜绝“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操纵选举，“带病”进入“两委”班子。
庄德水认为，要加强农村基层法律宣传教育，让法治观念走进生活现实，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法律信仰，进而挤压“村霸”的犯罪空间；让人民群众树立信心，主动参与“村霸”问题治理。
原标题：严处违纪党员干部 让“村霸”失去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