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杭州举办的“《先生回来》致敬展”，展出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10位民国时期教育大家的图文、手迹和影像资料，以及民国时期的书籍和老课本等珍贵史料。新华社资料图片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资料图片
□ “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注意的地方看或读，不必挨秩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全部通看。”
□ “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
□ “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之主，自然不贪。”
本报记者 吴亦铮 文/图
提要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他95岁的人生经历了清末中国的衰落、民国的动荡，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荣，他尽一生之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日前，梁漱溟的幼孙梁钦宁来到金沙讲坛，讲述了祖父早年那段坎坷却不太为人知的历程。
嘉宾
梁钦宁，梁漱溟先生的幼孙，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漱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高级研究员，梁漱溟相关文字、图片和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推广者，《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策展人。
手记
“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再解决人和人的关系，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这句话是梁漱溟先生的经典名句，它直接而精准地阐述了人生的三种状态。事实上梁漱溟的许多话，都充满了人生的智慧，有人将其看成对佛家和儒家哲学的发扬和发展。
但进一步查探其本质，其实梁漱溟并没有将儒学和佛学看作空洞虚无的思想，反而都是人生实践之学。这与他对自己的认知也颇有关系，虽因学问而出名，却不自视为学者。
纵观梁漱溟的前半生，青涩的中学时代，即接触佛学而开始思考人生与社会，中学毕业后，受同学甄元熙影响，加入了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一个革命者，随后又成为《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主要负责国会新闻，接着又研究西方政治体制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与应用等。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让他的生活多姿多彩，阅历丰富。但在同一时期，他却因为人生问题的困扰两度产生自杀的念头，并且沉迷佛学，茹素，甚至一度想出家当和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痛苦地成长着。
7年执教北大的生涯，对梁漱溟来说是一生的宝贵财富，在这里他增长了阅历，开阔了视野，收获了友情。但他并没有志得意满和驻足不前，随后毅然辞职，投身农村，在全国多地辗转开展乡村运动。抗战爆发，他又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新中国成立，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梁漱溟认真了一辈子，自信了一辈子，纯粹了一辈子。
就是这位有着“中国脊梁”之称的倔强老人，在家中却是一位很寻常的长辈。对自己不了解的流行音乐，会因孙子喜欢而宽容；对自己不认可的生活细节，能以“君子行不言之教”的方式做到润物细无声；对晚辈的成长，也能细致温柔地予以指导和关怀。在其幼孙梁钦宁的讲述下，一位有血有肉的长者形象在我们脑海中成型。
实录
开明慈父的“宽放”教育
今年是我祖父梁漱溟先生执教北京大学100周年，这个讲座也有纪念他的意义。
1893年农历九月初九，祖父生于北京，就在今天新华门的马路对面。梁漱溟所在的家族有蒙古族血统，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第五子忽哥赤的后代。为什么又姓梁了呢？因为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这一支辗转到了河南汝阳，古称梁地，于是以地为姓，并开始与汉人通婚。再后来，河南汝阳梁家分成两支，一支定居于湖南湘潭，另一支定居在广西桂林。我们家这支就是桂林这支。到了清代梁漱溟曾祖因为中了科举，慢慢又迁回北京。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对他早年的教育非常特殊。梁济没有让梁漱溟去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而是请家庭教师，办了一个家塾，教家里和邻居的孩子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等一些知识性的读物。梁漱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被送到北京第一家新式小学堂，在那时这个小学就开始教授英文了。梁漱溟小学念得并不顺利，一共换了4所，因为义和团活动频繁时，很多小学被迫停课。
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梁济又送梁漱溟上了北京第一家新式中学堂——顺天中学堂，这里也有教英文的老师，部分课程还用英文教，所以梁漱溟早年接受的教育和同龄人大有不同。梁漱溟给自己的教育总结为两个字——“宽放”，父亲对自己的行为很少加以干涉，而是让他“主动瞎撞”。据梁漱溟回忆，“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
这世界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
梁漱溟先生有一本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他在晚年跟美国汉学家艾恺的一个谈话录，书名则源于梁济、梁漱溟父子的最后一次对话。
1918年冬，梁济在家见到了已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冷不丁问了一句，“世界会好吗？”梁漱溟一愣，沉吟片刻后答，“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三天后，梁济投北京积水潭而亡。
梁漱溟在整理亡父文稿时发现，父亲为了此次自杀准备了将近十年。他为什么要自杀？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关注民生者却寥寥无几。梁济希望用他的死唤醒大家。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梁济的自杀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等人的关注，并纷纷对此发声。
但梁济之死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儿子梁漱溟，“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1986年，93岁的梁漱溟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那次演讲，他是站着讲的，“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这个“干”是干什么呢？就是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
除了梁济，对梁漱溟早年影响极大的长辈还有两位，其一是梁济的挚友彭翼仲，另一位则是梁启超。尤其是梁启超，他在海外主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合订版辗转进入国内，梁漱溟爱不释手，甚至要枕着书刊睡觉。
从记者到机要秘书再执教北大
梁漱溟中学时，准确说是14岁时，就开始钻研和学习佛经，他思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生，二是社会。
在中学最末一年，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甄元熙，他和梁漱溟成了好朋友，两人时常围绕民主与立宪问题争论交流。后来甄元熙把梁漱溟争取到了同盟会京津支部，参加了一些地下活动，在他的影响下，梁漱溟甚至准备了手枪和炸弹，准备对清廷有所动作，但还没等他们动手，辛亥革命就胜利了。辛亥革命胜利那年，也是梁漱溟中学毕业的那一年。
中学毕业后，梁漱溟没有上大学继续深造，而是跟着甄元熙来到了当时革命党办的《民国日报》工作，甄元熙出任社长，孙炳文出任总编辑，梁漱溟是记者兼编辑。这位孙炳文是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牺牲。担任记者时，梁漱溟经常需要使用笔名，一次孙先生给他题写扇面，起了“漱溟”这两个字，梁漱溟越用越习惯，从此以“漱溟”行事，本名“焕鼎”反而被大家淡忘了。
之后报社改组，甄元熙、孙炳文和梁漱溟相继离开。1915年，梁漱溟母亲的堂弟张耀曾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他邀请梁漱溟出任他的机要秘书，负责翻译往来密电。在司法部任职期间，梁漱溟写下了对他人生影响至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此文让他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受邀执教北大。梁漱溟没有马上执教北大，而是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一直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解散政府，梁漱溟回到了家中，蔡元培得知梁漱溟赋闲在家，再次去信催请其到北大任教。
梁漱溟来到北大后去蔡先生办公室拜访，正好陈独秀也在，梁漱溟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对孔子什么态度？”当时新文化运动已在北大形成趋势，批孔成了潮流。梁漱溟作为晚辈问前辈这样的问题，实属有些胆大。蔡先生答，“我们不反对孔子。”梁漱溟对答曰，“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次来北大就是替释家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同年12月5日，梁漱溟登上了北大讲台，开始了在北大的执教生涯。
在北大：李大钊等朋友们
从1917年执教北大到1924年离开北大，梁漱溟在北大整整7年，对这7年，梁漱溟的总结是，“北京大学培养了我”。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1920年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成书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该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其二，梁漱溟在北大收获了无数朋友。他在北大的口号是“愿与青年为友”，所以他跟同学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挚友，特别是叶麟、朱谦之、黄庆这三位学生，他们与梁漱溟年纪相仿，四人私交极好，虽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相聚是第一乐事，思想碰撞非常愉快。
除了学生，梁漱溟在北大最好的朋友当数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梁漱溟写道，“我在北大前后七年，独与守常（李大钊字守常）相好。”两人在生活中来往颇多，梁漱溟在即将开始婚姻生活前，内心颇不平静，倾诉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说，“对我来说婚姻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事情了。”原来李大钊是遗腹子，由爷爷奶奶带大，10岁时长辈就为他娶了一门亲，对象是长他6岁的赵纫兰女士。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感情不错，赵女士非常支持李大钊的学业，到北京读书、到日本留学，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后来李大钊被捕，梁漱溟、章士钊等人纷纷设法营救，都没有成功。李大钊遇害后，梁漱溟第一时间探望了李大钊的家人，然后去李大钊的灵柩安放处探视，见其棺材菲薄不堪，梁漱溟立刻联系众好友，捐款购置好的棺材并移至妥善处安放。1933年，赵女士希望将李大钊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墓址就是由梁漱溟等一批好友捐的。
君子行不言之教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和祖父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1986年，那时影响年轻人最深的音乐形式是迪斯科，我非常喜欢，还花了不少钱来学习。有一次在家中练习，祖父踱步而来，我拦住他问，“爷爷您看过我跳吗？”他点点头。我又问，“喜欢吗？”他扶着眼镜莞尔一笑，“你喜欢就好。”虽然只有几个字，对我影响却很大，因为代表的是一位90多岁老人的包容。
祖父饮食非常清淡，我那时觉得不够咸，经常往饭菜里倒酱油，他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有一次我在客厅做俯卧撑，他走过来拿给我一本书，一本绿皮的书。他把页折好，让我看的内容也拿红笔勾勒出来，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题目——“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他经常是用“君子行不言之教”的方式来教育我们。
有一次祖父买了一本书，细细地包好了书皮，写着“付钦元、钦东存读”。这两位都是我的哥哥，一位时年17岁，一位14岁。祖父还在书中夹了一张小纸条，写了几行字，“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注意的地方看或读，不必挨秩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全部通看，收到此书后钦东先送交钦元看，因为年制上钦元最需要看此书，钦东可以后看。”这充分说明了祖父不但开明，而且极为细致。
记得祖父曾给我写了一封信，“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意应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大家可能有些疑惑，梁钦东贪什么呢？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祖父起夜，看到我熬夜看小说，第二天他就讲不贪。其实对“贪”这个概念，很多人有误解，以为贪财贪色才叫贪，其实有很多好的事情做过了，就是贪，大家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