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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钦宁:祖父梁漱溟的民国岁月

2017-06-11 11:38   来源: 成都日报   编辑: 高赛琦   责任编辑: 马兰

2013年在杭州举办的“《先生回来》致敬展”,展出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10位民国时期教育大家的图文、手迹和影像资料,以及民国时期的书籍和老课本等珍贵史料。新华社资料图片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资料图片

□ “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注意的地方看或读,不必挨秩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全部通看。”

□ “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

□ “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之主,自然不贪。”

本报记者 吴亦铮 文/图

提要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他95岁的人生经历了清末中国的衰落、民国的动荡,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荣,他尽一生之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日前,梁漱溟的幼孙梁钦宁来到金沙讲坛,讲述了祖父早年那段坎坷却不太为人知的历程。

嘉宾

梁钦宁,梁漱溟先生的幼孙,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漱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高级研究员,梁漱溟相关文字、图片和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推广者,《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策展人。

手记

“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再解决人和人的关系,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这句话是梁漱溟先生的经典名句,它直接而精准地阐述了人生的三种状态。事实上梁漱溟的许多话,都充满了人生的智慧,有人将其看成对佛家和儒家哲学的发扬和发展。

但进一步查探其本质,其实梁漱溟并没有将儒学和佛学看作空洞虚无的思想,反而都是人生实践之学。这与他对自己的认知也颇有关系,虽因学问而出名,却不自视为学者。

纵观梁漱溟的前半生,青涩的中学时代,即接触佛学而开始思考人生与社会,中学毕业后,受同学甄元熙影响,加入了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一个革命者,随后又成为《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主要负责国会新闻,接着又研究西方政治体制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与应用等。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让他的生活多姿多彩,阅历丰富。但在同一时期,他却因为人生问题的困扰两度产生自杀的念头,并且沉迷佛学,茹素,甚至一度想出家当和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痛苦地成长着。

7年执教北大的生涯,对梁漱溟来说是一生的宝贵财富,在这里他增长了阅历,开阔了视野,收获了友情。但他并没有志得意满和驻足不前,随后毅然辞职,投身农村,在全国多地辗转开展乡村运动。抗战爆发,他又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新中国成立,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梁漱溟认真了一辈子,自信了一辈子,纯粹了一辈子。

就是这位有着“中国脊梁”之称的倔强老人,在家中却是一位很寻常的长辈。对自己不了解的流行音乐,会因孙子喜欢而宽容;对自己不认可的生活细节,能以“君子行不言之教”的方式做到润物细无声;对晚辈的成长,也能细致温柔地予以指导和关怀。在其幼孙梁钦宁的讲述下,一位有血有肉的长者形象在我们脑海中成型。

实录

开明慈父的“宽放”教育

今年是我祖父梁漱溟先生执教北京大学100周年,这个讲座也有纪念他的意义。

1893年农历九月初九,祖父生于北京,就在今天新华门的马路对面。梁漱溟所在的家族有蒙古族血统,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第五子忽哥赤的后代。为什么又姓梁了呢?因为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这一支辗转到了河南汝阳,古称梁地,于是以地为姓,并开始与汉人通婚。再后来,河南汝阳梁家分成两支,一支定居于湖南湘潭,另一支定居在广西桂林。我们家这支就是桂林这支。到了清代梁漱溟曾祖因为中了科举,慢慢又迁回北京。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对他早年的教育非常特殊。梁济没有让梁漱溟去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而是请家庭教师,办了一个家塾,教家里和邻居的孩子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等一些知识性的读物。梁漱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被送到北京第一家新式小学堂,在那时这个小学就开始教授英文了。梁漱溟小学念得并不顺利,一共换了4所,因为义和团活动频繁时,很多小学被迫停课。

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梁济又送梁漱溟上了北京第一家新式中学堂——顺天中学堂,这里也有教英文的老师,部分课程还用英文教,所以梁漱溟早年接受的教育和同龄人大有不同。梁漱溟给自己的教育总结为两个字——“宽放”,父亲对自己的行为很少加以干涉,而是让他“主动瞎撞”。据梁漱溟回忆,“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

这世界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

梁漱溟先生有一本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他在晚年跟美国汉学家艾恺的一个谈话录,书名则源于梁济、梁漱溟父子的最后一次对话。

1918年冬,梁济在家见到了已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冷不丁问了一句,“世界会好吗?”梁漱溟一愣,沉吟片刻后答,“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三天后,梁济投北京积水潭而亡。

梁漱溟在整理亡父文稿时发现,父亲为了此次自杀准备了将近十年。他为什么要自杀?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关注民生者却寥寥无几。梁济希望用他的死唤醒大家。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梁济的自杀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等人的关注,并纷纷对此发声。

但梁济之死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儿子梁漱溟,“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1986年,93岁的梁漱溟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那次演讲,他是站着讲的,“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这个“干”是干什么呢?就是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

除了梁济,对梁漱溟早年影响极大的长辈还有两位,其一是梁济的挚友彭翼仲,另一位则是梁启超。尤其是梁启超,他在海外主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合订版辗转进入国内,梁漱溟爱不释手,甚至要枕着书刊睡觉。

从记者到机要秘书再执教北大

梁漱溟中学时,准确说是14岁时,就开始钻研和学习佛经,他思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生,二是社会。

在中学最末一年,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甄元熙,他和梁漱溟成了好朋友,两人时常围绕民主与立宪问题争论交流。后来甄元熙把梁漱溟争取到了同盟会京津支部,参加了一些地下活动,在他的影响下,梁漱溟甚至准备了手枪和炸弹,准备对清廷有所动作,但还没等他们动手,辛亥革命就胜利了。辛亥革命胜利那年,也是梁漱溟中学毕业的那一年。

中学毕业后,梁漱溟没有上大学继续深造,而是跟着甄元熙来到了当时革命党办的《民国日报》工作,甄元熙出任社长,孙炳文出任总编辑,梁漱溟是记者兼编辑。这位孙炳文是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牺牲。担任记者时,梁漱溟经常需要使用笔名,一次孙先生给他题写扇面,起了“漱溟”这两个字,梁漱溟越用越习惯,从此以“漱溟”行事,本名“焕鼎”反而被大家淡忘了。

之后报社改组,甄元熙、孙炳文和梁漱溟相继离开。1915年,梁漱溟母亲的堂弟张耀曾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他邀请梁漱溟出任他的机要秘书,负责翻译往来密电。在司法部任职期间,梁漱溟写下了对他人生影响至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此文让他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受邀执教北大。梁漱溟没有马上执教北大,而是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一直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解散政府,梁漱溟回到了家中,蔡元培得知梁漱溟赋闲在家,再次去信催请其到北大任教。

梁漱溟来到北大后去蔡先生办公室拜访,正好陈独秀也在,梁漱溟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对孔子什么态度?”当时新文化运动已在北大形成趋势,批孔成了潮流。梁漱溟作为晚辈问前辈这样的问题,实属有些胆大。蔡先生答,“我们不反对孔子。”梁漱溟对答曰,“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次来北大就是替释家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同年12月5日,梁漱溟登上了北大讲台,开始了在北大的执教生涯。

在北大:李大钊等朋友们

从1917年执教北大到1924年离开北大,梁漱溟在北大整整7年,对这7年,梁漱溟的总结是,“北京大学培养了我”。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1920年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成书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该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其二,梁漱溟在北大收获了无数朋友。他在北大的口号是“愿与青年为友”,所以他跟同学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挚友,特别是叶麟、朱谦之、黄庆这三位学生,他们与梁漱溟年纪相仿,四人私交极好,虽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相聚是第一乐事,思想碰撞非常愉快。

除了学生,梁漱溟在北大最好的朋友当数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梁漱溟写道,“我在北大前后七年,独与守常(李大钊字守常)相好。”两人在生活中来往颇多,梁漱溟在即将开始婚姻生活前,内心颇不平静,倾诉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说,“对我来说婚姻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事情了。”原来李大钊是遗腹子,由爷爷奶奶带大,10岁时长辈就为他娶了一门亲,对象是长他6岁的赵纫兰女士。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感情不错,赵女士非常支持李大钊的学业,到北京读书、到日本留学,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后来李大钊被捕,梁漱溟、章士钊等人纷纷设法营救,都没有成功。李大钊遇害后,梁漱溟第一时间探望了李大钊的家人,然后去李大钊的灵柩安放处探视,见其棺材菲薄不堪,梁漱溟立刻联系众好友,捐款购置好的棺材并移至妥善处安放。1933年,赵女士希望将李大钊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墓址就是由梁漱溟等一批好友捐的。

君子行不言之教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和祖父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1986年,那时影响年轻人最深的音乐形式是迪斯科,我非常喜欢,还花了不少钱来学习。有一次在家中练习,祖父踱步而来,我拦住他问,“爷爷您看过我跳吗?”他点点头。我又问,“喜欢吗?”他扶着眼镜莞尔一笑,“你喜欢就好。”虽然只有几个字,对我影响却很大,因为代表的是一位90多岁老人的包容。

祖父饮食非常清淡,我那时觉得不够咸,经常往饭菜里倒酱油,他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有一次我在客厅做俯卧撑,他走过来拿给我一本书,一本绿皮的书。他把页折好,让我看的内容也拿红笔勾勒出来,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题目——“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他经常是用“君子行不言之教”的方式来教育我们。

有一次祖父买了一本书,细细地包好了书皮,写着“付钦元、钦东存读”。这两位都是我的哥哥,一位时年17岁,一位14岁。祖父还在书中夹了一张小纸条,写了几行字,“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注意的地方看或读,不必挨秩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全部通看,收到此书后钦东先送交钦元看,因为年制上钦元最需要看此书,钦东可以后看。”这充分说明了祖父不但开明,而且极为细致。

记得祖父曾给我写了一封信,“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意应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大家可能有些疑惑,梁钦东贪什么呢?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祖父起夜,看到我熬夜看小说,第二天他就讲不贪。其实对“贪”这个概念,很多人有误解,以为贪财贪色才叫贪,其实有很多好的事情做过了,就是贪,大家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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