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亦铮/文 图
维护中的“八七会议纪念馆”红色氛围浓厚的黎黄陂路
嘉宾
赵晓琳，著名党史、文博专家，研究员。曾任武汉“八七会议纪念馆”馆长、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特聘专家、策展人。
提要
90年前，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和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应对，在武汉召开了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经典论断，为共产党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武汉作为人民军队建军的策源地，众多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军队将帅先后从那里出发，奔赴全国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中国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时期的转变。90年过去，众多红色遗址在武汉保存完好，向新时代的中国人传承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手记
2017年7月23日 武汉
在参加《长江日报》社组织的寻访“武汉：人民军队建军策源地”活动之前，我曾到过武汉，那时年纪小，记忆深刻的也仅限于武汉三镇的名字、黄鹤楼、归元寺以及东湖。对这里底蕴深厚的红色资源，知之甚少。事实上，从1926年底到1927年夏，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的这段时间里，这座城市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一系列重要会议、重大决策，一系列党建举措、党史转折，在这里作出和发生，为武汉积累了极为深厚的红色资源。
2017年7月22日，包括我在内的12家媒体代表集中参观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汉口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暨瞿秋白旧居陈列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革命博物馆等十余处重要红色旧址。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位处江岸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市中心，就聚集了10余处保存完好的重要红色旧址。
特别是江岸区打造的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虽短短不足一里，但保存极好的老式建筑流露出深厚的文化气息，这条路还联通了“八七会议”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中共中央长江局旧址等红色资源，让游人在休闲之余就能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如果有人对江岸区尚显陌生的话，那它历史上另一个名字一定会让你如雷贯耳——大汉口。
集中走访红色景点让我震撼不已，但行色匆匆，多数印象未免流于表面，为了更深入地挖掘这些红色景点背后的故事，我通过《长江日报》的同行联系上了党史、文博专家赵晓琳女士，此时“八七会议纪念馆”正在维护，并未开放，而赵女士是“八七会议纪念馆”前馆长，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弥补缺憾，还能收获更多信息。
采访赵女士，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红色资源背后的往事，这些看似严肃的红色景点也变得灵性生动起来。比如地处武汉都府堤41号的毛泽东故居，毛泽东在这里只住了半年左右，这半年却是毛泽东、杨开慧以及3个儿子全家人最后的相聚时光，在这里毛泽东还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1927年6月，毛泽东因工作原因将杨开慧母子送回老家后，全家人就再也没能团聚。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而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更加接地气的红色文化无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也才能更好地更完整地传承。就像居住在都府堤的人们，我随意上前攀谈的一位居民，他就很自豪地说，“我和毛主席还是邻居哩。”然后从毛主席故居讲到中共“五大”再讲到陈潭秋，几乎没有错漏，可见红色文化已融入到了这里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
对话
“八七会议纪念馆” 将再次开放
记者（以下简称记）：“八七会议纪念馆”是武汉红色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赵晓琳（以下简称赵）：是的，因为“八七会议”在党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八七会议”会址所在的本体建筑为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一排西式公寓，时称“怡和新房”，距今有接近100年的历史了。1927年这里是一片居民楼，住着很多俄国人。“八七会议”后，它也一直作为民居存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八七会议纪念馆”进入筹备阶段，但对旧址的调查考证以及最后确认有一个过程。
这当中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首先“八七会议”时长仅一天，对会议地址没有准确的书面记载。会议结束后，会议代表纷纷奔赴全国各地，在革命过程中，一半以上的代表都牺牲了，所以查找会议的准确会址成为一个难点。为此，有关部门还专门向亲历者和当事人了解情况，经过一系列考证和确认，认定会址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遂依托旧址建成了“八七会议纪念馆”，正式开馆日期是1978年8月7日。
记：纪念馆开馆至今，做了很多的扩建和改进。
赵：对，起初场所面积比较小，500平方米左右，后来随着文物陈列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纪念馆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扩建，目前展馆的面积已有3000多平方米，除了文物陈列，还加入了许多高科技的先进陈展设备，比如用三维动画再现“八七会议”现场的“幻影成像”、可以用手“翻阅”的电子书等。目前纪念馆还在进一步提升和改进展览设施，今年8月7日以前将再次面对公众开放。
纪念馆本身就是镇馆之宝
记：每一座纪念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
赵：“八七会议”是在非常紧张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时间很短，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奔赴全国各地，其中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罗亦农等都相继牺牲，所以纪念馆留下的与当年有关系的实物并不多，这是纪念馆的一个特殊性。但对于纪念馆而言，它最大最重要也是最不可替代的镇馆之宝，就是会议召开的这栋房子，因为它是历史见证。此外，展厅中还有此次会议的记录以及珍贵的文献资料，都是极珍贵的历史留存。
实物方面，纪念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就是邓小平的题字，时间是1980年5月20日。这件文物的原件被纪念馆收藏，复制件在会场展出，这几个字还被制成镏金大字，悬挂在纪念馆门楣正中。
说起邓小平的题字，还有一段故事。1980年3月，“八七会议”代表李维汉到纪念馆参观考察，工作人员想请他题写馆名，被婉拒了，他表示回京后会“请一位更合适的人题写”。同年7月，邓小平参观纪念馆，工作人员又请他为纪念馆题写馆名，邓小平摆了摆手。两个月后，纪念馆意外收到了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邓小平题字。原来，早在参观前两个月，邓小平已在家中写好了题字。
90年后回望“八七会议”
记：“八七会议”召开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赵：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量迫害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全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多人。党组织被破坏，党员数量锐减，只有6岁的中国共产党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反应，积极应对，从1927年7月开始，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当时召开“八七会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武汉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在这里召开会议将冒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没有哪次会议的环境像“八七会议”这么险恶，气氛有这么紧张。“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决定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
但共产党人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经典论述，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记：为何“八七会议”选址在此？
赵：“八七会议”的筹备其实早在1927年7月就开始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一方面武汉当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另一方面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具有一定的对外掩护性。第三，这栋楼的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
会议召开前，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是会议的工作人员，他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会议当天，代表们分批到场，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甚至连门也不能开。为防万一，女主人拉祖莫娃在门口望风，代表们的午餐只是就地吃面包。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邓小平完成善后工作，最后一个离开。
记：“八七会议”为何在我党的建军和革命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赵：首先，“八七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没有这次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么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可能会受到更为严重的伤害。其次，“八七会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全新的方向，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第三，“八七会议”上，决定发动湘、鄂、赣、粤等省秋收起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在“八七会议”前后，相继从武汉出发，奔赴全国领导和组织武装起义和工农运动。
“八七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在起义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最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成都和武汉的红色渊源
记：武汉在红色资源利用上有着独到之处。
赵：武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文化的构成部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红色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武汉，因此武汉的红色资源极为丰富。目前武汉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活动有关的文保单位有40余处，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等。
其中江岸区是武汉红色资源尤为丰富的区域，武汉六成以上的红色景点聚集在此。特别是以中共中央机关为中心，聚集了10余处保存完好的重要红色旧址。江岸区也对旧址及其周边进行了整治和提升，打造出了一个一平方公里的“红色街区”，让游客和市民在轻松的氛围下，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
此外，在都府堤毛泽东故居附近，政府部门也进行了整治和梳理，恢复街区的原有风貌，对一些必须要重建的建筑，也要报批和论证，其建筑风格和样式一定要和红色遗址保持一致，尽最大可能将红色资源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
记：成都和武汉地处长江经济带，两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渊源。
赵：对，从历史来看，武汉与成都两地渊源极为深厚。三国时期，通过蜀汉的联结，四川与湖北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伴随着长江经济带，两座城市的交汇日益加深。到了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让两地文化进一步交融，在语言、商业文化、市井文化上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记：近现代革命时期，两地联系更加紧密了。
赵：确实，历史上评价，四川的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爆发的导火索。事实上，保路运动不仅将革命的浪潮推向全国，在客观上让清廷派湖北新军前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到了大革命时期，武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国各地的党的工作都是由武汉中央机关来领导的，四川省也不例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许多发生在四川的运动和武装起义都与武汉有着交集，比如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领导的泸顺起义，这次起义也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尝试。泸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绕经西康、陕西、河南进入武汉，后刘伯承受命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也给四川省的党组织下达了指示，贯彻会议精神，在当地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后来在四川又先后发动了川东起义、广汉起义、绵竹起义等。纵观中国近现代革命时期，武汉与成都有着极深的渊源，两者同样是红色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必然会在红色文化传承上相互取长补短，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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