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9月12日电 记者 许茹
年近70岁的四川成都晋阳社区居民田景余，自警察岗位退休后也没闲着，为了自家小区院子的事儿每天东奔西跑，人也显得格外精神。
这几天，他和另外4名邻居组成的居民小组议事会，把晋阳社区居委会和施工单位、监事会的相关人员召集到一起，商量着小区院子后大门的维修方案，这已是他们第5次开会讨论这一方案。“这次定下来就动工了，大家再好好议议。”老田说。
田景余所在的晋阳社区，位于成都城区与郊区的结合处。他所居住的北苑小区里的房子大都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成都最早的商品房。30年后，年久失修、设施老旧成了居民的共同“痛点”。
最近几年，北苑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年整修哪些项目”“居民家又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些大事小情通常都由居民小组议事会牵头。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加速构建党委政府“掌舵”主导、全民共建共享的新格局，变“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
在成都市近期召开的一次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上，明确了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其中包括构建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区治理体系。居（村）民小组议事会，就是成都社区治理的一种民主实践。
在居民所住的院落中，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由全体居民推选出3名以上代表，成立议事会，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居民小组自治事务议事权、决策权。经过近十年探索，这一民主议事形式自2012年起在这座城市的4338个村、社区全面推开。
在北苑小区，按照约定，5名议事会成员每月10号召开一次议事会议。今年的前三次“例会”上，田景余和他的同伴商议决定“修葺后大门、修整消防通道、安装院落围墙的防盗刺，三个工程合计预算3.6万元”。这些钱一半来自社区的专项资金，一半由居民自筹。
决议在院落里公示一周后，提交至社区，完成民主议事的第一步。第二步，北苑小区的项目申请需要在更高层级的社区议事会上“路演”。每个申请项目的居民小组各自介绍项目情况、自筹资金来源、广大业主意见。获得37名社区议事会成员中的2/3以上“赞同票”，项目才算通过。
田景余说，获得项目后，居民小组议事会又开了五次会，包括比选施工单位、研究施工方案，几经比较在原来3.6万元预算的基础上，又省下了1500元。“这叫开支少，办事好。”老田高兴地说，大家伙自己的事儿，自然更上心。
晋阳社区党委书记李含荣说，基层治理的民主实践给成都的社区带来了“人”的变化，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居民不再只是“等靠要”。
在距离晋阳社区大约30公里外的双流区公兴街道的朱家庙社区，超过千户农户拆迁集中安置在金河苑小区。小区院落清新整洁，散落在院落里的长椅坐满了“摆龙门阵”的邻里街坊。
“康老师，我们那一栋的电梯又不对了。”“康老师，我们小区如果有一个老年人喝茶的活动室就好了。”身为居民小组议事会成员的康从芬告诉记者，自从小区成立议事会之后，大家参与院落治理的积极性都格外的高，意见就这样一个个收集起来了。
记者了解到，在民主自治的过程中，监督的触角也直抵最基层“末梢”。公兴街道纪检监察室主任朱玉梅介绍说，在社区、居民小组自治的过程中，不仅设置了与议事会并行的监事会履行全程监督责任，街道纪工委、村（社区）纪委、村（居）小组廉情监督员三级监督网络，也保证了自治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秀灵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基层民主治理的创新表现尤为突出。成都的基层治理展现了新的面貌和格局，在党组织起引领作用的同时，实现了“由民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