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金牛道
古都西安
玄奘早年来成都大慈寺学佛经。
四川阆中陕西会馆
汉中附近的入川古道
编者按
2017年12月6日，西成高铁开通运营。这是我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西成高铁的开通，彻底告别了“蜀道难”的千古难题。而成都和西安这两座城市，也因这条交通大动脉而前所未有地全方位连接在一起：从前关山阻隔，而今高铁直达，毋庸置疑的是，两座城市定会愈加频繁地进行交流，续写一段更辉煌的传奇。
西安与成都，很像是一对从先秦时代就携手一路走来的青梅竹马，是关中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独家代言人，是险峻蜀道翻秦岭过巴山的起点与终点……而随着西成高铁这条新“蜀道”的开通，两座相距七百多公里的区域中心城市再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早吃泡馍午吃火锅”“晨游兵马俑夜宿青城山”变成了现实，川陕一日经济圈成为沟通两地飞速发展的大动脉，双城记的未来故事将更加生动精彩。
那么，古往今来，成都-西安这两座“双城”，曾留下哪些动人的历史文化传奇呢？
如果要将城市拟人化，有人说西安就像一个骁勇健壮的关中汉子，顶天立地，直爽敢为，他既有贾平凹笔下的“生、噌、硬、倔”，又有世代生活在皇天后土之上，而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他既有坐拥古城墙、兵马俑、大小雁塔的浩荡古韵，享有“世界四大古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响亮名字，又澎湃着现代大都市车水马龙、繁华市井的动感时尚，被冠以“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之一”。
而成都，更像一位魅力十足的“辣妹子”，昵称“小蓉”。虽自幼成长于西南盆地，但天府之国的富饶充盈、茶马古道的纵横往来，都默默滋养着她豪爽大方、乐观开朗的性格。她爱去锦里吃辣吃麻，也爱去太古里、春熙路购物逛街，爱在街头老巷的小酒馆享受民谣的安静，也爱和朋友一起去看熊猫、观金沙遗址，感受巴蜀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体会芙蓉锦城的热闹非凡与川流不息。
现在，让我们跟随四川大学古籍所副教授王小红等人的步伐，重新翻开“双城记”中文化、经济、政治等历史篇章，重温双城的历史记忆。
1撒落三星坠月湾，蜀中之地史茫然
川陕古道 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西安与成都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何时？
王小红表示：“其实在很早之前，两座城市就已经有交流了，但是开始交流的确切时间很难敲定。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两地的交流已经开始了。”考古学家发现，在“入蜀要塞”四川广元以及成都所在地成都平原发掘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陶器跟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半坡仰韶文化正是新石器时代流行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彩陶文化，这就从时间和地理两个维度印证了双城交流的早期缘起。
此外，王教授还指出，出土于四川广汉西北的三星堆青铜器，被不少学者认为具有典型的商周时代同期作风。商代起源于中原，后来周武王伐纣，西周取而代之，青铜器成为西周繁荣和礼乐文明的象征。而这其中，参与武王伐纣的就有蜀人。
所以，有不少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认为，四川三星堆的青铜器很有可能就是古蜀国人利用周武王灭殷商之后得到的战利品、或者带回来的祭司所制造的。这不仅印证了双城之间的交流很早就已开始，还对“巴蜀地区自古封闭、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等历史谬论进行了有力反驳，从而证明巴蜀地区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成都与西安，两城自古缘深，这不得不归功于穿秦岭越巴山、连接古代长安与巴蜀大地的蜀道。“在两地早期交流时，蜀道应该就已经开辟了，但是没有现在的道路呈现得那么完整和完美”，她点明了蜀道对两地交流的重要作用，“那时蜀人都要去参与战争，军队要通过，所以蜀中和关中肯定是有交流的。”被李白感叹为“难于上青天”的奇险蜀道，成为了川陕两地早期沟通来往的桥梁和纽带。
“天下诗人皆入蜀”。自古以来，有很多著名诗人都通过川陕古道来到四川，以唐朝为例，李白、杜甫、岑参、高适………耳熟能详的李白《蜀道难》，刻画了蜀道之难，生动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而岑参的《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可以说是另一首“蜀道难”。这首诗作于乾元二年（759年），当时，岑参从陕西终南山到蜀地任职的途中，主要写他与友人成贲结伴赴蜀时行走山道的艰难，以及到蓉后惊喜遇见美酒可用俸钱赊账的趣事。少尹，是成都府的副长官。骆谷，陕西终南山一山谷。岑参在诗中写道：
闻君行路难，惆怅临长衢。岂不惮险艰，王程剩相拘。
忆昨蓬莱宫，新授刺史符。明主仍赐衣，价值千万馀。
何幸承命日，得与夫子俱。携手出华省，连镳赴长途。
五马当路嘶，按节投蜀都。千崖信萦折，一径何盘纡。
层冰滑征轮，密竹碍隼旟。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
飞雪缩马毛，烈风擘我肤。峰攒望天小，亭午见日初……
诗中，岑参着重就从长安到蜀中道路的萦回和山势的峻危，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惧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2草树云山皆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2000年前 秦人就开始移民成都
作为十三朝古都，长安是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儒家文化在长安成熟、定型和确立的过程中，渐渐传到了巴蜀等地，并与其地方文化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共性又具有地方特色的“蜀学”。而蜀学的普及和发展，又离不开教育的兴办和蜀地人才的活跃。
“西汉有位蜀郡守名叫文翁，创办了文翁石室（即现在的成都第四中学，又名石室中学）。所以说，成都四中应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立中学，文翁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学校长。”文翁在成都创办官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公立学校。后来西汉皇帝也觉得此举对地方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是就在全国推广。
此外，受儒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蜀学，偏重文史，产生了众多名垂后世、流芳千古的蜀地文人。王小红说，“四川‘重文’很早就开始了，西汉四大辞赋家，蜀占其三，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
与此同时，大量巴蜀的文人墨客都曾远赴长安求学任官，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在成名之前都到过西安，后来以文学才华显扬。两地之间除了物质上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更大，对双方的影响也更显著。
蔡永华曾写了一篇以《略谈龙泉驿群墓》为题的研究文章，发表在1994年第4期的《四川文物》上，文中谈到，“1992年5、6月间，在成都龙泉驿区北干道的建设中发现一批群墓，经勘察，时间大致自秦入蜀，直至秦亡前后，延续了约100年左右。”
龙泉驿北干道秦墓，同其他地区同类型的秦墓（例如宝鸡福临堡秦墓，西安半坡秦墓）一样，兆域确定之后，按“正其位，掌其度数”的旧制规定来划分墓域。
此外，随葬物以器物的形制特征来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秦文化遗物，第二类是巴蜀文化遗物，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是具有秦和巴蜀双重文化因素的一些遗物。比如，陶器中的豆和大口罐等。豆的腹部急剧内收为浅盘，足呈喇叭状。与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浅盘、矮圈足豆的基本形制相似，只是盘变得更浅，而且多了一个复唇，打上了巴蜀文化的印记。蔡永华作出了如下结论，“龙泉驿群墓主要是自秦亡时期的墓葬。而墓主人主要是集居于龙泉驿地区的秦人和杂居其中的巴蜀人。”
在王小红看来，成都龙泉驿在1992年和2003年先后出土的秦士兵和移民墓群，就是一个佐证。工作人员将墓打开，发现一些高达185-186厘米的人骨均朝向正东西方，出土了不计其数的秦半两钱币，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如陶釜、陶罐等等。所以从人骨（秦在蜀的东北方）朝向和生活用品来看，这些士兵和移民都是秦国人。
3人来畜往朝夕过，山迎水送酥茶香。
古蜀道上运输的 主要是蜀锦与川茶
成都，不仅是一座有着4500多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也一直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凭借繁荣富足的商贸往来，成都在汉代就已成为全国五大工商业都市之一，同时也是“五都”之中唯一的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在唐代，益州还一度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堪称当时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在宋代，蜀商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由此，成都的工商业经济一度领先于世界。
众所周知，四川古称“蚕丛之国”，这里的桑蚕丝绸业起源最早，同时也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名赫一时的蜀锦也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从成都平原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来看，蜀锦的生产是非常繁荣的，我们所谓的‘锦官城’就在今天的百花潭一带。”三国时期，魏文帝非常喜欢蜀锦，做工精美、细腻，色彩鲜艳、富丽的蜀锦一时成为蜀汉最重要的外销物资，而西安也因此成为蜀锦远销西北等地必经的中转站之一。
除了蜀锦，四川作为中国最早种茶、饮茶、市茶的地区之一，“川茶”长期声名远扬，甚至奠定了如今茶文化在巴蜀地区的重要地位。
“无茶不成都”成为了当下成都人独特的市井休闲文化。而在清代，茶商将川茶通过茶马古道远销各地、赚取利润，其中陕西茶商占据了中国茶马贸易的半壁江山。对此，王小红谈道：“到后期，很多陕西商人活跃在四川，四川各地都有陕西会馆、陕西街、陕西路等，这跟秦商是有很大关系的。既然有大量秦商，贸易物资当然也不光是茶马、蜀锦，其他各方面都有涉及，包括药材。”
4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大圣慈寺之盛
四川很包容 成能工巧匠避难所
西安与成都之间的故事，离不开“两人一寺一叛乱”——玄奘、唐玄宗、大慈寺和安史之乱，几者间密切相连、互为影响。
公元618年，中原高僧玄奘从长安来到成都，跟随大慈寺宝暹、道基、志振等法师学习佛教经论。过了几年，他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戒并坐夏学律。在成都的四五年时间里，玄奘常常用自己所学到的佛教经纶在大慈、空慧等寺讲经，深得蜀中人的敬仰。但他还不满足，于是泛舟三峡，取道荆州，又回到了长安，然后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修行之路。
公元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长安的官吏百姓纷纷逃难。唐玄宗坐立不安，于是杨国忠献计说，蜀道难，这个地方军队不容易来，于是唐玄宗前来蜀中避难。
唐玄宗避难成都，因此成都的很多地方便跟唐玄宗产生了联系。“比如说，天回镇的得名就与唐玄宗有关。据说他在避难成都期间，曾敕书“大圣慈寺”匾额。”王教授举例道。
有一天，唐玄宗看见街上有个布衣和尚在为穷人施粥，和尚自己却穿得破破烂烂，这让玄宗大为感动，就为那位和尚所在的寺庙赐匾额“大圣慈寺”。在天回镇，他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当时饭馆没有其他的菜，只有豆腐，所以玄宗就点了豆腐。吃完豆腐，玄宗正在回味那奇妙的滋味时，忽听收复长安的捷报传来，于是就此打道还都。后人便把天子回去的这个镇子取名“天回镇”。
唐玄宗避难成都，对巴蜀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成都成为唐朝行都，四川成了中原能工巧匠、艺术文化名人的避难所，这大大促进了四川经济文化的繁荣。当时成都号称“南京”，俨然帝都气象。李白就有一首描写成都盛况的诗《上皇西巡南京歌》，“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从大慈寺来看，最繁盛的时候有96院，楼、阁、殿、塔、厅、堂、房、廊共8524间，壁上有各种如来佛像1215幅，天王、明王、大神将像262幅，佛经变像114幅。所有画像“皆一时绝艺”，是一座极其珍贵的艺术宝库。
王小红认为，可惜这座艺术宝库在明代被毁于大火，清代之后才陆续重建，然终未恢复昔日的辉煌。工作人员在2013年维修大慈寺时，曾挖出一块“皇”字雕龙石碑，正面写着大大的“皇”字，旁边刻着二龙戏珠的图案和一些铭文。曾有专家学者认为，这与赐名大慈寺、玄奘在此地受戒都有关，同时表明大慈寺是皇家寺院。
原标题：成都-西安 2000年前结缘的“双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