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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发现4座汉晋城址 或解开这些巴蜀历史谜团

2018-02-07 07:30   来源: 成都商报   编辑: 董乐   责任编辑: 马兰

扼守交通要道、深入巴蜀核心区域,在汉晋时期,一场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在全国开展,一座座城池不断兴建、民族交流与融合不断进行。随着王朝更迭、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少城址都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这些城址的具体位置,也成了争论焦点。

2月6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了解到,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从2014年以来,文物考古部门以汉晋时期城址为主要研究目标,先后对6座汉晋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其中还新发现4座城址。在这些城址中,除了严道城、绵竹城这2座城址在此前就已经有过发现,宕渠城、武阳城、广汉城、阳泉城这4座城址都是此次的新发现,其地域涉及川东和成都平原地区,其时代涉及西汉到魏晋时期,与众多历史事件有关,极大地扩充了四川汉晋城址群,是四川汉晋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考古专家介绍,在这6座城址中,每一座城址都凸显出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宕渠城

目前唯一发现与賨人有关的城址

众多城址中,渠县城坝的“宕渠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与巴国的重要民族——“賨人”有关的城址。考古专家介绍,此前大家对于“賨人”城址所在具体位置争论不休,但这次宕渠城遗址的考古将用实物给出结论。

据现场考古专家郑禄红介绍,2017年2至7月,配合大遗址考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渠县城坝遗址进行了第四次的年度考古发掘,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根据性质划分,可分为水井区、墓葬区、居址区及城墙区。

通过对郭家台城址南墙发掘及解剖,基本弄清了城墙结构及夯筑方式,也证实了城墙至少经过两次修建,东汉时期经过增修,与汉志等文献记载可相印证。在城墙内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代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1件“宕渠”文字瓦当。随后,考古人员在城墙区又发现了1件残“宕渠”瓦当,这也成了城坝遗址为秦汉“宕渠”城最为直接的文字证据。

郑禄红称,郭家台城址南北长约260米,东西最宽约25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已经可以确认是宕渠城。结合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可以推断出城坝遗址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其中以两汉时期的堆积为主,而两汉时期的遗存,尤其是墓葬遗存,包含大量的移民文化因素。

阳泉城

邓艾灭蜀后的“新绵竹”?

三国蜀汉政权晚期,邓艾偷渡阴平,一路奔袭成都,诸葛瞻父子引兵在绵竹拒敌,在平原上与魏军决一死战。兵败如山倒,诸葛瞻也最终战死绵竹,身后的绵竹城也毁于战火。在后代考古发掘中,位于德阳黄许的绵竹城遗址,并没有发现三国以后的遗存。

“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的绵竹城在晋初就已经遭到废弃。”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称,被战火毁掉的是第一代绵竹城。让人费解的是,《晋书》中却又反复提到绵竹,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绵竹”最有可能的就是由绵竹城分立的阳泉县。

2017年年底,文物考古部门在绵远河、石亭江上游(绵竹)区域考古调查中,发现了金土村遗址。“从时代、面积、地望等因素来分析,这里不可能是一个普通聚落或者村镇。” 刘章泽说,从初期的考古调查来看,遗址分布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时代为汉晋南朝,该遗址应该是阳泉故城,也就是绵竹2.0版——今天的绵竹已经属于3.0版。

在西晋初期时,“绵竹县”这一名字依然存在,而阳泉县则在《晋书》中并未留下记载,使人产生阳泉县在晋朝一度被取消的错觉。刘章泽认为,后续的考古发掘将还原真实的历史,填补德阳、绵竹地方历史的空白。

武阳城

秦灭巴蜀后蜀王败逃的“终点”

在成都平原以南,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彭山武阳城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2017年12月~2018年1月,考古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勘探,取得了重要收获。

负责此次考古的刘志岩介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武阳为最早置县的地区之一。东汉中期以后,更是成为犍为郡的郡治,武阳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通过本次考古勘探发现的武阳城址,保存较好,城内外的布局结构较为清晰,为四川盆地内目前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汉晋城址之一。

有文献资料记载,秦灭巴蜀之后,蜀王一路向南撤离,最终死于此地,这也给该遗址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如今,考古人员在武阳故城遗址发现城址一座,平面呈三角形,面积约23万平方米。一些高出地面的古城墙清晰可见,城墙依地势而建,土结构,未见包砖,地面以上的高度在0.8~4.5米。

广汉城

窑址分布密集 古代工业重镇?

在位于梓潼县的西坝遗址,考古专家也有不少收获。在遗址区,上世纪60年代就发现了一些土坑木椁墓,2012年之后的后续发掘中,又出土大量遗迹和遗物,同时初步确认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长约1000米,分布面积200多万平方米,时代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中遗址的主体堆积为西汉早中期;初步确认了该遗址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同时也对残存的北城墙进行了确认,现残存约200米,露出地表约1.5米。

负责现场考古的专家李万涛介绍,广汉郡是古四川最早的三郡之一。在秦国时期,四川设有巴郡和蜀郡,秦灭亡后,汉高祖6年,在四川新增设第三郡广汉郡。考古专家锁定了西坝遗址应为西汉时期广汉郡郡治遗址所在,发掘过程中专家还发现窑址分布密集、非常有规律,陶窑作坊区内发现的大量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的成品和半成品,等级较大、规模较大,应为当时广汉郡官府烧制器物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区。出土器物中,盆、钵、碗等生活器具都刻有制作者的名字,并有三个窑共用一个操作间的情况出现,大大提高了制作器具的生产力。

专家说法

这些城址展现

汉晋时期帝国扩张过程

“这些城址在选址上,要么靠近交通要道,要么依靠河流进行防御,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深入巴蜀中心。”考古专家表示,在这些城址中,梓潼西坝的“广汉郡城”是金牛道上的重要城址,也是分巴割蜀而设的第一个郡——广汉郡“的见证;彭山的”武阳城“和德阳的”绵竹城“是进出成都平原的南北门户;荥经的“严道古城”是打通西南夷的重要城址,每一座都有各自特殊意义。

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上确定了各个城址的具体位置,与史料记载相互印证后,解决了一批历史文献对于城址地望的争议问题。此外,这些城址完整展现了汉晋时期帝国的扩张和对成都周边地区的开发,对全面理解多元一体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高胜美 图据受访者

原标题:四川新发现4座汉晋城址 或解开这些巴蜀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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