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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阿富汗的狮形琥珀 极有可能产自中国汉代

2018-02-12 07:14   来源: 华西都市报   编辑: 段琪琳   责任编辑: 马兰

清琥珀猴桃纹佩(故宫博物院藏)。

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中,蒂拉丘地遗址出土的一件狮形琥珀吊坠,引起了本次展览学术顾问、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赵德云的注意。

这件血红色的琥珀,被雕琢成一个蹲坐的小狮子,萌态十足,腰部还有十分明显的穿孔痕迹。这样的造型,在汉代比较常见,赵德云推测,这件文物极有可能产自中国,背后的文化交流意味不言而喻。

琥珀是松柏树脂形成的化石,颜色有淡黄色、褐色或红褐色,燃烧时有香气,可做装饰品。琥珀作为装饰品,出现的年代很早,距今3000多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曾出土一枚琥珀坠饰。从汉代开始,琥珀装饰品逐渐成为皇宫贵族的爱物,无论是赏赐皇亲国戚、后宫佳丽,还是皇帝御用的朝珠、文玩,都有琥珀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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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形琥珀是辟邪形珠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心形琥珀坠饰。

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琥珀,来自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枚琥珀坠饰。

当年的发掘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高5.1厘米,略呈心形,上端残缺,中有穿孔贯通,应是一件坠饰。“两面阴刻纹饰,一面为蝉背纹,一面为蝉腹纹。”

这里说的蝉背纹,与金沙心形金箔和人面纹玉璋纹饰相同。

三星堆遗址距今有5000-3000年历史,这一件心形琥珀坠饰的出土,至少可以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在使用琥珀做装饰了。

在这次阿富汗珍宝展上,展出了一件来自“黄金之丘”蒂拉丘地5号墓的狮形琥珀。小狮子个头不大,长2.6厘米、宽2.2厘米、厚1厘米,蹲伏在地,身体中横穿一孔,与中国的辟邪形珠造型如出一辙。

这只蹲坐的小狮子,与1975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汉墓、现存于广西博物馆的西汉琥珀小狮坠,风格十分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蒂拉丘地遗址的同一个墓地,还出土了带铭文的汉式连弧纹铜镜,让人不得不对这两件文物的由来展开丰富的联想。

关于墓葬的年代,发掘者推测在公元25-50年。我国学者根据墓地出土钱币及佛教艺术品的情况,认为其年代下限在一世纪末,也就是东汉时期。

赵德云在《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中,详细考证了琥珀的出土情况。

出土的琥珀珠饰,一般体形不大,长径不超过3厘米。从形制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圆形、半圆形、椭圆形等几何形制,也有少数呈不规则形;另一类制成动物形象以及壶形的琥珀最具特色,可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其中的动物形象,除少数为猪、羊、鸟等外,像阿富汗大展上这种蹲踞的狮子形象居多,而且上有穿孔。

有的琥珀原本做工抽象,或出土时就已磨损不清,而两汉时期中国狮子艺术形象的“虎化”,在一些报告中或泛称为“兽”,或定名为虎,实际都应是狮子。

赵德云认为,这些制作成蹲踞狮子形象的珠子,应称为辟邪形珠,与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穿孔的狮形琥珀,御凶避恶的功能超越其装饰性。

西汉人史游撰写的识字课本《急就章》中记载:“系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瓮。”汉代人用一根绳子穿孔挂于臂上,认为可以除凶灾而卫其身。

鉴于当时辟邪形珠在中国十分流行,赵德云更倾向于认为,狮形琥珀和连弧纹铜镜一样,都是从汉地传来的。

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辟邪形珠的意匠(构思布局的意思)来自外来文化,然后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在小小的辟邪形珠上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和谐交融;另一方面,这些器物有可能辗转出境,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馈。

2

古人称琥珀为“虎魄”

明琥珀透雕龙纹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琥珀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这种美丽的化石,在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出现。

提起琥珀,不少读者会想起人教版语文教材中,德国作家柏吉尔的《琥珀》一文。当蜘蛛准备捕食苍蝇时,被一颗硕大的松脂包裹,最后,滚落在地的松脂球经过沧海桑田的沉淀,变成了一颗琥珀。

如果没有琥珀,恐龙迷可能看不到侏罗纪系列电影。如在《侏罗纪公园》开头,一位生物科学家从琥珀中提取了史前蚊子身体中的恐龙血液,利用DNA培育繁殖恐龙,还原了恐龙世界。

根据赵德云教授的研究,琥珀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得较早。西汉思想家陆贾的《新语·道基篇》中,就有“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的记载。在陆贾看来,琥珀与其他珍异同样是具有灵性之物。

不过,在汉晋时的其他文献中,琥珀多称为虎魄。

如《汉书》:“封牛……珠玑、珊瑚、虎魄、壁流离。”

《后汉书·西域传》中说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珊瑚、虎魄、琉璃……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哀牢出“铜、钱、铅、锡、金、银、光珠、虎魄……”。

《华阳国志》说:“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人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玳瑁、虎魄、水晶……殊方奇玩,盈于市朝。”

《三国志》裴松之注《魏略·西戎传》,称为“虎珀”,较晚的《隋书》又称“兽魄”。

古人将琥珀称作“虎魄”,大概与民间“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的说法有关。

宋代四川人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收录了蜀地的许多奇闻逸事,其中有一则老虎魂魄入地化作琥珀的传说。

相传都江堰一带经常受到老虎侵扰,勇猛的猎人李次口杀死了老虎。

一日,黄休复与李次口在成都万里桥喝酒摆龙门阵,李次口绘声绘色描述打虎的场景:老虎一只眼看物,一只眼发光,一旦被打死,其魂魄顺着眼睛渗于地中。

若猎者能发现老虎死时头的位置,在黑夜里,顺着虎头位置掘地3尺,就能挖出老虎魂魄凝聚成的宝石。

这种添油加醋的故事,让许多人信以为真,其中就包括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

李时珍在修订《本草纲目》时写道:“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谓之虎魄。俗文从玉,以其类玉也。”

不过,古人用“虎魄”来指代“琥珀”,除讹传的打虎故事群众基础深厚外,还源于古人对老虎这种百兽之王的崇拜。

汉代民俗著作《风俗通义》,记载了汉代许多风俗和鬼神崇拜,其中提到老虎在古人心中是神奇力量的化身,人们对虎有着无可比拟的敬畏:“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3

琥珀来源的误读

古代没有化学成分分析手段,没有科普平台,人们对琥珀的形成和来源,存在诸多误读,经历一个逐渐修正的过程。

《后汉书·王符传》李贤注引三国时魏人张揖所撰《广雅》说:“琥珀,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意思是说,长在地里的琥珀,旁边寸草不生,这其中就有附会谬误。

除前文提及的“虎珀”,琥珀在古代还有一些别名,如江珠、遗玉等。晋人张华在《博物志》卷四中记载:“《神仙传》云:松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琥珀一名为江珠。”

《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袁珂注曰:“郭璞云:遗玉,玉石。郝懿行云:吴氏(任臣)云,遗玉即璧玉,琥珀千年为璧……”

到南北朝齐梁时,擅长炼丹的医学家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提出:“琥珀,旧说是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大体上接近事实了。

相比实践经验丰富的医家而言,古人博物之学中不乏道听途说,常常缺乏观察分析。尤其对埋在地下的文物,大多有脑洞大开的猜测,想象它们是什么神秘物质而来。

如晚唐志怪小说家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就有“龙血入地为琥珀”之说。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咏琥珀》中,描写了一块包裹着蚊蚋的琥珀:“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dí)。”

茯苓是一种中药材。古人认为,松脂承载松树不老精华,流入地下形成琥珀,琥珀经过千年埋藏后,变为茯苓。

苏轼的弟弟苏辙身体欠佳,对茯苓的保健功效深信不疑,曾作《服茯苓赋》,赞颂其“庶几可以固形养气延年而却老者”。吃货苏轼同样深信茯苓的功效,特把它和芝麻、白蜜一道做成糕点,坚信“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

对这一误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于赓哲解释,古人认为琥珀在地下会转化为茯苓,实际上是因为茯苓常生长于松林,而琥珀常由松树脂形成,所以才有这样的关联。

4

乾隆帝题诗琥珀鼻烟壶

与金、玉可以媲美的琥珀,一直都是皇宫贵族专属的奢侈品,特别受到后宫女性的青睐。

传说,汉武帝宠幸的宫人丽娟,经常将琥珀佩饰放在衣裾里。汉成帝为皇后赵飞燕定制了一款奢华的琥珀枕头,让她在安睡时摄取芳香。

因为琥珀色泽纯净、剔透明亮的质地,也让多个皇帝视作珍宝。唐代苏颚撰写的《杜阳杂编》,记载了两件与琥珀有关的故事。

唐德宗时,回纥大举进犯,唐德宗亲自率军反击。战事危急下,唐德宗敲碎价值连城的琥珀匣,为战士治刀箭创伤。

类似故事也发生在南北朝,宋武帝率兵作战时,不惜打碎贵重的琥珀枕,取其粉末代替奇缺的金创药,给将士疗伤。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枚唐代花鸟人物螺钿青铜镜,1955年出土于洛阳的唐墓,其中点缀的琥珀别有一番风味。

这件青铜镜采用的螺钿工艺做工十分繁复。据考证,贝板为南海所产的夜光贝,花蕊用云南一带的琥珀,底纹敷以西亚的青金石碎粉,唐代文化的包容性由此彰显。

还有国博的琥珀透雕龙纹杯,应该也是某个皇帝的爱物。这个红色的龙纹杯,里壁光素无纹,外壁透雕双龙纹、云纹和枝干纹。龙纹盘旋于杯壁两侧,发向前飘,双叉角。龙身满饰龙麟纹,杯一侧透雕枝干纹,并延续至杯底部,看上去栩栩如生。

元、明、清时期,龙纹渐渐被皇家所垄断,此杯应为宫廷用器。

不过,众多皇帝中,最有个性、也尤其偏爱琥珀的,要数对玉石情有独钟的乾隆帝。据史料和画像记载,他不仅手握琥珀朝珠,将琥珀做成茶具品茗,还将琥珀赐予爱女,甚至在琥珀鼻烟壶上题诗。

乾隆41年(1752)正月初三,和孝公主满周岁。小公主活泼伶俐,长得也颇似其父,而且又是乾隆帝最小的女儿,因此格外受宠爱。

别的奶娃娃过一岁生日要抓周,乾隆帝则在那天赏给爱女许多玩物,如汉玉敞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汉玉扇等。其中有一个琥珀圆盒,真是把小公主当作掌上明珠了。

众所周知,乾隆帝有收藏的癖好,无论是经他鉴赏过的书画,还是瓷器、玉器,他都要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痕迹,表达“朕已阅”。书画上盖章还好操作,可瓷器、玉器上整个“牛皮癣”十分困难。他脑洞大开,想了一招:刻字。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个清代琥珀鼻烟壶上,就有乾隆帝的御题。这个琥珀鼻烟壶呈酒红色,质地透明,扁方形。壶顶有蓝色料石盖,下连牙匙,底有椭圆形足,壶内还有半瓶剩余的鼻烟。

有趣的是,不知是乾隆帝对琥珀鼻烟壶爱不释手,还是对杜甫的《曲江对雨》情有独钟,他命人在壶体两面雕刻楷书七言律诗一首:“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亲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心锦瑟房。”文末署“乾隆甲午仲春御题”的字样。

5

夜光杯可能就是琥珀

在众多琥珀器物中,酒杯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唐代诗人爱酒,也爱琥珀,韦应物《咏琥珀》尽管对琥珀有所误读,但这并不影响琥珀的神秘感。这种神秘的琥珀,在唐朝成为诗人推杯换盏后挥毫泼墨的重要媒介。

学者海滨在《李白饮酒诗中西域元素考释》一文中作了统计,“琥珀”一词在《全唐诗》中出现了40多处,大多与饮酒有关,其中不少都是琥珀酒器,如“掌中琥珀钟,行酒双逶迤”“琥珀尊开月映帘,调弦理曲指纤纤”“琥珀杯中物,琼枝席上人”“琥珀盏红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等。

这种价格昂贵、神秘瑰丽的琥珀杯,衬托出宴会上觥筹交错、兴之所至的气氛。

更有趣的是,琥珀在唐诗里还是颜色词,进而成为美酒的代名词,与白居易的“半江瑟瑟半江红”有异曲同工之妙。

质地温润的琥珀,与玉液琼浆一样清澈透明,唐诗中的“故人薄暮公事闲,玉壶美酒琥珀殷”“酒光红琥珀,江色碧琉璃”等诗句,都是取美酒与琥珀相比。

众多盛酒器皿中,笼罩着神秘与浪漫色彩的夜光杯,近来也被考古界考证原材料可能是琥珀。

无论西汉时东方朔撰写的《海内十洲记》中西王母赠周穆王夜光杯的故事,还是唐代诗人王翰《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让夜光杯一直笼罩着传奇的色彩。

夜明珠研究专家、国际知名玉学者、中科院矿物学博士王春云,采用地质学与历史文献结合的方法,根据夜光、吸附性和香味等特质得出结论:夜光杯的材

质不是乳色玻璃,也非羊脂白玉或酒泉玉,而是琥珀。

最早记述夜光杯的文献,是东方朔撰写的《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

北宋学者李昉、扈蒙、李穆编纂的《太平广记》中,还有夜光杯的另一版本:“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

由于是御用学者奉敕编纂,其可信性应该更高。

王春云分析说,“杯香而甘美”的“玉杯”,就是香玉杯,即琥珀杯。琥珀的吸水性很强,这一特性在各种宝石里十分突出,而且琥珀也有白颜色的白珀品种。

1821年,考古学家在英国布莱顿附近发掘出后茯琥珀杯,这种杯子的杯体由一整块血红色琥珀精雕细刻而成,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嫣红色的光芒。

杯中血红色琥珀,仿佛盛满了一杯醇香醉人的葡萄酒,这大概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生动写照。

原标题:狮形琥珀极有可能产自中国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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