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
▶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人口专家担忧，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12.43‰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249万
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1.7
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400万
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湖北宜昌探索完善 企业生育支持政策
湖北省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一直超前。2016年1月13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仅12天，湖北省率先修订地方性条例，通过《关于修改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二孩政策落地。同年7月，湖北省启动基本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试点，实行备孕前优生检查、怀孕中产检、住院分娩基本服务费、新生儿体检等全部免费。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表示，该项服务就是为了实施好全面二孩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记者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目前，生育免费试点已在全省34个县市及鄂州市、宜昌市全面推行。
以宜昌为例，去年7月，该市实行生育免费政策。按照新政，本地市民生二孩住院分娩可最高享受2500元的补贴。此后，为降低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宜昌市出台文件，对在宜昌接受幼儿教育的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孩子发放保教费补贴。其中，城区每生补贴超过1万元。
宜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正在探索完善企业生育支持政策。此前，当地有企业规定，女员工生二孩可享2年产假，另有一家企业直接向生育二孩女员工发放8000元奖励。
奖励生育政策背后
是“少子化”担忧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奖励生育政策的背后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
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披露，2015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0.9，预期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提高到1.4，2030年提高至1.8。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是人口决策重要参考依据。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
“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年龄后移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将有所上升，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难度很大。”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中直言。
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介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时达到2.1，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此外，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宋健认为，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鼓励生育
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
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
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在哪？
专家：需制定全国性奖励政策
生育政策调整要打“组合拳”
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在哪儿？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8。《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在黄文政看来，需制定全国性奖励政策，“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娃是国事，而不只是家事。”
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同样认为，应出台全国性的福利政策，比如个税减免。他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做好公共服务和资源再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权威解读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
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有何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我国新出生人口
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原标题：生娃为什么是家事也是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