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昌民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袁庚
“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袁庚给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同意“送给”蛇口一个研究生——余昌民，就是信中的“小余”。
余昌民“文革”前考入清华，后来进了工厂，1979年考上清华首届经济管理研究生，1983年奔赴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历任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助理等职务，成为袁庚的助手和“高参”。
余昌民说，回顾35年走过的路，有三件值得欣慰的事：
“第一，就是跟随袁庚，得到这样一位人生导师，并且做了一些他认可的事；第二，挑选、吸纳、培养、提携了一批青年人才，他们已经是今日蛇口的栋梁；第三，我写的《研究室公约》，尽管是无心之作，却因清新的境界和别致的风格，被网民称之为‘史上最牛的办公室公约’。”
两读清华
成清华首届经管研究生
1966年，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大二的余昌民，被突如其来的动乱打断了学业。
“当时我们的学业是六年制，原本应该6年的大学生活到大二就结束了。”余昌民说，1970年，他被分配到武汉冶金设备公司，当了一名产业工人。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并开始重新招考研究生。余昌民积极应考，准备报考武汉当地学校的研究生。
此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当年留校的大学班长姜彦福。老同学劝他报考自己正在筹备的清华经管系。
“他接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说计算机工具、运筹学等理论，是国家搞‘四个现代化’最需要也是最前端的学科，一定要克服困难来考。”余昌民回忆说。
1979年，余昌民以专业排名第二的优异成绩成为首届清华经济管理系的研究生。第二年，他又被选为清华经管系第一个赴日学习的研究生。
夜会袁庚
一老一少谈得兴味盎然
1982年，有两份非常安稳的工作选择摆在即将从清华毕业的余昌民面前。
其一，当时，清华经管系升格为经济管理学院的工作正要筹备，余昌民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生，可以留校。为了让余昌民留下，学校提出了“妻子借调，孩子借读，住房借用”的政策，来解决他和家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另一个选择是去国家经委，做一名公务员。
就在此时，余昌民从同学口中第一次听到了蛇口的名字，熟悉他性格的老同学说：“那里是经济特区，你去挺合适。”
余昌民记得很清楚，1982年12月22日晚饭后，他骑着自行车前往西苑，拜会了正在北京开会的袁庚。
20多年后，余昌民专门写文章回忆那个初次见面的夜晚：
我们谈了蛇口以及我自己的情况，我看得出来我的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和出国经历与蛇口当时的需求非常吻合，他像猎人面对一个找上门来的猎物一样喜出望外。我说工资待遇和住房我都不在意，我只要求带着妻子、儿女举家南迁，在蛇口实现团圆的梦。……袁庚一直在微微地点头，我不知这是他边听边思索的习惯，还是内心满意的表现。……一老一少两个理想者谈得兴味盎然，不觉时间已晚。
袁庚当即给蛇口打电话交代了我的事。
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蛇口南海大道的一侧，竖立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
选择蛇口
把经济特区作为舞台
最终选择南下，是之后的一次蛇口之旅。
1983年初，余昌民随清华校长刘达南下蛇口考察。当时蛇口刚刚开发，“到处都是集装箱做的小屋，海滩上是乱糟糟的景象，到处是荒地和荔枝树”，这景象曾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余昌民“感受到了这里的气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最关键的还是袁庚，“他就在那里，顶天立地的一把手，他那种人格的魅力，让我觉得到这里来就最适合我。”
当时袁庚专门从香港赶来，向他们介绍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管理的蓝图，这让学经管的余昌民跃跃欲试。
“我选择到这边，就是因为我对于蛇口的感觉。”他说。
回到北京，余昌民给系领导写了一封信，决定要去蛇口，“把经济特区作为舞台”。
南下前，校长刘达转送给他一封袁庚来函，文中写道：“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工业区将受其惠。”
这封信，如今依然被余昌民珍藏着。
1983年夏天，余昌民举家迁往蛇口。“我觉得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是最好，所以就过来了，参加这里的开创、规划和建设。”余昌民说，妻子到蛇口后，成为育才小学的创校老师，一年后6岁的女儿也进入育才小学读书。
最牛公约
吸引众多年轻人奔赴蛇口
争取余昌民的过程，是袁庚打破干部制度求才的一个缩影。“袁庚当时就说，打破铁饭碗，所有的干部级别，都锁在档案里。”余昌民说，在蛇口，只要你用心良苦，只要你是从大局出发，只要你有聪明才智，都会受到关注、受到重视和提拔，都会有自己发展的舞台。
到蛇口后，余昌民写了《研究室公约》，本是随手之作，如今依然有网友称之为“最牛办公室公约”。当时很多年轻人正是看了这篇充满文学味的公约后，奔赴蛇口。“这篇公约只不过是把一种新时代的文明透显出来而已，能成为大家奔赴的理由，说明那个时代是多么阳光，多么清新，而且多么令人留念。”余昌民到蛇口工业区后历任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助理等职务，成为袁庚的助手和“高参”，亲历那一段壮阔的改革历史。
对话余昌民
蛇口就像一个试管大胆地干吧
在蛇口南海大道的一侧，竖立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沿着南海大道往蛇口港方向西行，在微波山下转弯处，也立着一块巨幅标语，上面写着那句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些口号对中国的影响，是袁庚以及当时的人们都无法想到的。
余昌民说：“蛇口最大的贡献、袁庚最追求的东西，就是人的观念的改变，一切从观念改变开始。”
记者：在建设蛇口期间，袁庚提出的理念和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很多人不要说不敢想，甚至根本就想不到。作为行伍出身的一名官员，从接手招商局，再到改革开放，他的这些“先进”观念从哪里来的？
余昌民：这与人的阅历、眼光和知识有关。没有这个阅历不行，没有这个眼光不行，没有知识也不行。袁庚做过小学校长、军校学员、情报官、炮兵团长，后来又是外交人员、企业董事长，他的经历造就了这么一个特定的人物。
中央当时是给了权力，但不是要什么给什么，而是给了一种可能性，允许做一些设想。中央把“大胆改革、放手试验”的历史使命交给了蛇口。蛇口就像一个试管，失败了，也就是这2.14平方公里。因为有了这样的权限，我们那个时候一听到这些，就想往前冲。袁庚不一样，他会用别的方法来敲定，这方面有他的政治智慧。
记者：很多困难，在袁老的面前，好像他都能够用一种特殊的手法把它化解掉。
余昌民：客观的讲，并不是袁庚有这种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来自中央的支持，谁到这都不可能行。中央领导说，蛇口大胆地干吧，这才可以。
当时负责经济特区办公室的副总理谷牧十多次视察蛇口，来协调工作。1984年邓小平也来了，他们的表态就相当于授予蛇口“尚方宝剑”。
当时蛇口什么都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人没有，人家想来这里工作，你要，但人家单位不放怎么办。但蛇口有特权，我可以不要档案。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缺了哪个都不行，没有中央的支持，只有袁庚不行；或者有了中央的支持，没有袁庚，也不行。
记者：您亲历改革、参与改革，这样一段历程，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
余昌民：我的时光是过去了，我付出了，但我是付出在一个事业里，我不需要别人来肯定。
回顾35年走过的路，有三件值得欣慰的事。
第一，就是跟随袁庚，得到这样一位人生导师，并且做了一些他认可的事；第二，挑选、吸纳、培养、提携了一批青年人才，他们已经是今日蛇口的栋梁；第三，我写的《研究室公约》，尽管是无心之作，却因清新的境界和别致的风格，被网民称之为“史上最牛的办公室公约”。人物名片袁庚
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现深圳龙岗区大鹏街道）人，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黄谭战斗、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
袁庚是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
2016年1月31日病逝，享年99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摄影李强
原标题：云蒸霞蔚忆袁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