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徐景安在深圳的办公室里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8月20日，徐景安在深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专访。徐景安的办公室位于深南大道的南侧。这条东西向的主干道，本身就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象征，它与特区建设几乎一同开工，如今深南大道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坐标轴。今年77岁的徐景安，以参与者的身份亲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多项改革。回忆当年的改革，徐景安说：“当年改革并不容易，改革能成功，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人充满理想主义激情，从全国、全局利益出发，不为私利，冲破阻力，积极探索。”
1979年 参与起草首部经济体制改革规划
上世纪60年代初，徐景安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学校订阅的杂志里，他看到了一篇文章，说作文不只在文采，思想和观点才是文之本。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文章有思想和观点呢？徐景安抛却了以前爱看的历史和小说，开始一本接一本研究马列理论著作，并思考这些理论对于当下中国有什么作用？看得多了，思如泉涌，徐景安写下许多感悟和想法。
1964年，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正是需要用人之际，写作突出的徐景安被调去任职。
1979年初，徐景安调入国家计委研究室，接到的第一个课题是：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
徐景安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在保留国家计划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1979年4月，价值规律讨论会在无锡召开。徐景安的文章里，提到商品交换的理论依据和实施办法，凭着这篇文章，徐景安被调入同年成立的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参与起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
1980年初，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份文件，会上没有人表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李先念最后发言，先发下去试行。
“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对怎么改革、改什么，都没有研究，不知怎么表态。”徐景安说。
中国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就此出台。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
此后，徐景安走上为经济改革建言献策的道路。此后，他写了《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主张在压缩基本建设的同时，发展消费品生产，以满足市场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改变长期以来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忽视消费资料生产的旧模式，使中国从改革之初就开始调整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结构。
1984年 主持起草“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从1980年到1984年，徐景安先后参与了八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年度规划、汇报提纲、初步意见的起草工作。
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召开。时任农村政策研究室处长的王岐山点名让徐景安参与会议。在莫干山的7天7夜，徐景安待在价格组，针对价格的“调”和“放”，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由此萌发。
会议结束，徐景安写了2300字的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出来，徐景安兴奋不已：“金苹果长出来了！”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解决价格改革思路，打破了计划、物资、价格的僵硬体制，为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改革，每一步都是如此，需要在摸索中前行。
“当年改革也并不容易，事在人为，要改革总有办法。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年轻人，自己掏钱跑来是为了什么？就是怀揣着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的关注、关切、关爱之心。”
1987年 力推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的发展
1986年9月，在一篇《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的文章里，徐景安提出：“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
当时，企业改革的论争鼎沸，赞同股份制的并不多。保守者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激进派则认为股份制“换汤不换药”。
徐景安深谙改革痛点，“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啊！”
1987年，徐景安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
这样跑了一年后，正值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时任市委书记李灏发出邀请，1987年底，徐景安毫不犹豫离京南下。
徐景安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到深圳开始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
在徐景安的主持下，企业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规定》，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史称“深市老五股”。
“1990年，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徐景安回忆。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成立，徐景安任副理事长。此后，交易所却几度濒临关停。直到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1989年 引进社会保险制度，之后被推向全国
1987年，徐景安考察新加坡，发现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徐景安深受启发。
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我故意不称领导小组，而称工作小组不用向市领导请示，干起来再说。我自封为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账户与共济账户，当个人账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账户补充，以弥补个人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
1992年，历时三年《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完成，深圳市委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最终通过颁布实行。
徐景安介绍说，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
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口述史
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从1980年开始，到1985年左右，我先后参与了八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年度规划、汇报提纲、初步意见的起草工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究竟以谁为主，或者说是落在商品经济上，还是落在计划经济上？一直存在很大争论。1979年的《总体设想》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
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成为一个焦点。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等到1987年7月4日，邓小平有一个《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随后，在当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人物名片
徐景安
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薛维瑞王国平
摄影刘牧雨
原标题：推动股份制 引进社保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