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宽沿平底尊（宝墩文化典型陶器）

宝墩古城发掘现场（局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顾问团名单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卜工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天府文化研究院主任谭继和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何一民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仼段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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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作为成都传媒集团与文博界“手拉手”互动活动的重头戏，成都日报全媒体矩阵平台即日起将重磅推出“博悟之旅——100件文物中的成都历史”栏目及相关活动，将以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为脉络，以融媒体形式展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为读者讲述

100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成都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变，在世界城市史上非常罕见，充分显示了成都这座城市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成都考古界捷报频传，许多震惊世人的考古新发现改写了成都的历史。仅21世纪以来，就有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金沙遗址、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老官山汉墓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博悟之旅”系列报道将为读者讲述100件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让读者从另一个维度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解开成都的历史密码。

顾问团名单

堪称黄金梦幻组合

为了保证此次系列活动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成都日报特别向全国特别是本地重量级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担任活动顾问。得知成都日报要系统性地通过文物来梳理成都历史，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响应。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卜工评价说，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此次系列活动通过文物切入，梳理成都历史，展望城市的未来，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活动。”他十分愿意贡献力量。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天府文化研究院主任谭继和连说了几个“好”。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文物是死的，资源则是可以活化的。此次活动便是一次将文物活化的有益尝试，把考古学问用浅显的话讲出来，将用心对成都文物给予创新性的解读，以活跃的文笔让天府文化都活起来，这将是读者认识成都神奇神秘神妙文明的好方法，好途径。

解码文明

古蜀文明交汇中走出

我们“谜一样”的祖先

古蜀时期的陶罐述说着宝墩时期质朴的烟火人间。这些迁徙者不仅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还带来了诸如民族融合、生产技术、文字、语言等文明体系。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对于那些有着梦想却又困于生活的年轻人来说，一次远走他乡的机会，足以让他们抛弃一切。

4000多年前,一群谜一样的人出现在了成都平原上，来寻求生存之地。

那个时候还没有诗，但远方多的是。其中一个“远方”，就是现在的成都市新津县宝墩村。而这一时期，也被业界称为宝墩文明。

成都平原的文明史始于宝墩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上发现了宝墩、芒城等8座宝墩时期的部落遗址

远道而来的拓荒者

彼时的成都平原，到处是台地,水土肥沃，但试图融入的宝墩人还是走了弯路。虽然宝墩人已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黑科技”石斧、石凿，当酋长掏出带来的白色稻米，却发现适宜播种的原始耕地不多。

一番祷告之后，他们点燃了大火，燃烧起滚烫的希望。在草木噼啪作响之中，文明的夜空迸出一道裂缝，透出第一缕古蜀文明之光。酋长带领部落的人们在烧得黑黢黢的土地上虔诚地撒下一片水稻。部落成员们惊喜发现，烧过的庄稼地一般都长得很好。人们热泪盈眶地迎接这一福祉，认定脚下这片水系纵横的土地便是部族生生不息的天命之地。这个经验很宝贵,他们用这种方法开发了不少森林,庄稼也越长越好。

耕作之余,宝墩人也狩猎。从出土的文物看,当时他们多使用石箭、石镖。宝墩人有着高超的狩猎技巧，比起原始的狩猎方式,宝墩人的狩猎既安全效率又高。部落里的工艺美术师在陶罐上刻绘下生活场景，至今，这些充满土味审美的陶罐仍述说着宝墩时期质朴的烟火人间。

寻求美好的迁徙者

安静的平原生活刚刚开始,就陆续有宝墩人向酋长汇报:耕地里的庄稼结出来的稻穗越来越小;河流里的鱼越捞越少;森林里的野兽几乎看不到了。

部落决定离开这个地方,继续迁徙。他们当然不知道:部落年复一年的种植使土壤慢慢变得贫瘠,过度的砍伐让森林不再茂盛,无休止的渔猎使得河鱼、走兽来不及繁衍后代。部落又开始迁徙。这一次,他们很不舍,因此这里已经有了城墙、耕地和他们的家。所幸,当时的成都平原有很多台地,他们很快又发现了一片水草丰茂、森林密布的台地。卸下行李,宝墩人开始营造自己另一个家园——这对他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他们先夯筑高大的城墙,然后建造自己的家园。宝墩人的生活终于又慢慢回到了从前。

然而,这也远远不是终点。又过了一二百年,这里的耕地也慢慢变得贫瘠,森林里的走兽一如既往地开始减少。祖先的恐惧又降临到宝墩人身上。他们又开始了另一次迁徙。历史上,他们至少迁徙了6次,每到一处,他们都给后人留下了高大的城墙和陶器。

在不断地迁徙和部族的扩散中,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成为了他们永远离不开的温床。

谜一样的老祖宗

成都平原的文明史始于宝墩时期。宝墩遗址是我们通往古蜀文明章节的大门,它们距今大约4500年到3700年左右,零星地散落在成都平原各个角落。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上发现了宝墩、芒城等8座宝墩时期的部落遗址,这些部落都夯筑了城墙。

似乎在一夜之间,宝墩人就出现在了成都平原上,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从来没有在成都平原上找到文明的痕迹。如此说来,宝墩人可能是从成都平原以外迁徙过来的,这次迁徙,直接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那么,究竟谁才是成都人的老祖宗呢?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了营盘山。

营盘山遗址,在四川茂县,长期以来,这里被认为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点。一群从黄河流域来的人在营盘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早期的营盘山人又是西南地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祖先,他们创造的文明是古蜀文明的源头。

如此说来,便有这样一个线索:黄河流域的部族辗转来到四川,他们便最先在岷山附近落脚。进入成都平原后,部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衍生了许多部落。古蜀人从黄河流域到岷江,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

根据文献的记载,三代蜀王均是迁徙而来。这些古蜀先王不仅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还带来了诸如战争、民族融合、生产技术、文字、语言等体系。

宝墩文明延续了大约800年,这期间,宝墩人一直在不断地迁徙,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成都平原。战争和迁徙,适应与融合，贯穿了宝墩人的一生。他们艰辛地与自然斗争,在水与火之中顽强地繁衍进化着,留下了成都平原上第一部关于生存和文明的史诗。

专家声音

文博专家李明斌：“古蜀文明在亚洲文明、欧亚文明的交流中从来没有缺位”

成都平原是中华文化起源中心之一

“古蜀文明独具特色和魅力，她的发展基础却是长江、黄河文明交融的杰作，多种文化碰撞而后有独特创造，却仍然是中华文明母体中的一分子，实证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表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极具包容性，不同地域的文化在碰撞交融中蓬勃发展。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广大区域文明所呈现的许多共性因子，可以追溯距今4000年前乃至更早时期。”

李明斌表示，虽然夏商西周王朝在中原地区，蜀王世系在成都平原，从蚕丛到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彼此的内在联系远超想像，如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件蜀地常见的有领玉璧，而古蜀三星堆岀土的青铜罍、青铜尊的造型源自中原，玉戈、玉璋等玉器也应源自中原，甚至三星堆青铜面具和头像造型与陕北的石卯人面石刻、湖北石家河玉人面造型也十分相似，都是咧嘴、宽鼻、大眼、垂耳，古蜀国所铸青铜神像与黄河、长江流域对“神”的描述并无二致。古蜀有青铜神树，在《山海经》等古代神话里，扶桑、建木等通天神树传说很普通，只不过三星堆神树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古蜀金沙的太阳崇拜与华夏民族也是一致的，实证彼此之间紧密联系的案例还很多。

“当然，古蜀国仍然在努力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以维护一方统治，由青铜像表达出的‘众神’个性十足，但稍加比对便可在长江、黄河流域寻到端倪。正如《禹贡》中的九州所称‘华阳黑水惟梁州’，古蜀之域为九州之一。”

李明斌说：“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4000年至3000年，成都平原文化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紧密关系为后来中华文化的构建乃至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蜀文明另一个巨大贡献，即是对西南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至少在三星堆、金沙时期，古蜀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了今越南北部地域。”李明斌说，“文献记载今云南、贵州古为‘南中之地’，却是古蜀国所领之‘园囿’，成都平原在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此后不断得到强化。”

“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不仅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中心、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地之一，这一学说是考古人通过三十多年努力构建的‘宝墩——三星堆——金沙’体系得以确认。古蜀文明不是从天而降‘外来的’，更不是‘西来的’，不是‘从天而降’也未‘突然神秘消失’，其有序传承长达千余年。”李明斌表示。

“今天我们所知古蜀文明在中华文化中发挥了作用，其实还可辨识出与更遥远文化的联系，比如古蜀人除椎髻外多有辫发，而辫发多为游牧民族，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往往沿青藏高原东部文化走廊进入成都平原，我们所知古蜀文明青铜像、面具、黄金制品等与中原文明有所区别，尽管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某些技术、传统通过欧亚大陆廊道传入极有可能，尽管尚未找到直接证据，我们仍然感受到了古蜀文明参与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气息，这在后来所谓‘丝绸之路河南道’应是这一交流途径的留迹，众所周知的‘蜀锦之路’通过秦蜀道连接‘北方丝绸之路’也是重要途径之一。不仅如此，在越南北部发现的与三星堆、金沙相似的牙璋等文物足以证明古蜀文明的南向拓展，为后来南方丝绸之路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古蜀文明是蜀地与亚洲文明、欧亚文明交流积极参与的先行者，到秦汉以后一度成为引领者。”李明斌说。

“说到引领者，最典型的就是蜀锦，成都在汉代即为世界织锦之都，唐代蜀锦更达到顶峰，‘天府’丝绸显然是北方欧亚文明交流通道上的抢手货。而邛杖、蜀布也远销南亚，直到宋代，在广西钦州博易场还有蜀锦面向东南亚、南亚方向销售的‘专卖店’，文献记载很多僧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到达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地。”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王嘉 汪兰 采写

原标题：文博界梦幻组合“读”文物 解码文明交“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