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梓林社区的乐队在社区邻里中心排练。本报记者 李冬 摄

“触动”与“感动”，是成都社区发展治理这一课题留给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秘书长冯秋婷的印象。这里面既有成都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形成的理论体系研究，也有实地走访多个社区后的直观感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平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

成都作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围绕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社区这个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和离群众最近的微观细胞，作出了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战略抉择，将其上升到加强党对城市工作全面领导的高度来统筹推进，初步实现了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

城市的探索——

理清社区发展治理关系 的辩证与统一

青羊区委社治委常务副主任翁泽宇坦言最初三个月工作有点难，“街道一级的基层治理，普遍存在着各自为政、资源分散、权责失衡，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等问题更是严重。”

这是2017年我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路时很多区（市）县委社治委干部的普遍难题。

如何破题？我市聚焦基层“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等突出问题，顶层设计下活“一盘棋”，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机制；聚焦社区服务层次不高、供给低效等突出问题，推动社区服务做“加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聚焦基层“小马拉大车”等突出问题，推动基层职能做“减法”，让街道（乡镇）和社区抓实主责主业；聚焦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弱化、各类主体参与意识不强等突出问题，做好共建共享的“乘法”，把多元主体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此外，针对社区资金、人才资源不平衡等突出问题，成都做好资源分配的“除法”，推动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孙涛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最终的“落脚点”在城市社区。孙涛认为，成都的社区发展治理，理清社区发展治理关系的辩证与统一。将城市发展战略落实到微观社区，推动城市发展由速度规模导向转向质量效益导向、由低成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生态驱动、由生产保障优先转向生活品质优先、由维稳型经验治理转向开放式人本治理，是在厚植面向未来的战略竞争优势。

今年，成都又出台了全国首个市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规，为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下一步指明了方向。

“城市发展转型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把关注的重心下沉，放到我们的居民身边，放到社区这个微观层面。”市委社治委副主任郑志表示，经过两年探索，新的成都社区发展治理路径，是基于成都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把城市的宏观战略目标落实落细到城乡社区。为此，我市明确提出社区发展治理的“三步走”目标——

2025年建成舒心美好、安居乐业、绿色生态、蜀风雅韵、良序善治的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2035年建成彰显公园城市生态价值、美学价值、人文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公园社区；2050年建成全面发展、绿色永续、智慧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理想社区。

此外，我市坚持推动发展与治理深度融合，在造福群众中实现良序善治。注重在城市有感发展中“以事聚人”，实施老旧城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创建等“五大行动”，完成老旧城区改造项目697个，整治背街小巷1979条，统筹推进锦江公园滨水区社区综合整治，让市民从身边的点滴变化中感受城市转型变迁、享受城市发展红利。注重在发动多方参与中“聚人成事”，在社区推行党员线、自治线、社团线、志愿线、服务线“五线工作法”，在居民小区推行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抓服务、植文化“五步工作法”，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推动全市1.3万家社会组织、65家社会企业在社区提供专业服务，3.2万个群众性自组织在社区开展各种活动，220万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有效激发了基层治理活力。

走出的路径——

党建引领与多元参与的发展治理体系

社区议事会，居民代表热情高涨，能让民生项目快速落地，顺利实施。富有川西特色的农家乐，人气满满，生意红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把有限的办公场所分出一大部分给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社区服务有温度、不打烊……这是记者在大邑县安仁镇红星街社区采访中的三个印象。

错落有致的古朴院落被社区居民自发打扫得干净整洁，社区居民与驻地企业华侨城联动共建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每去一次，都能感受到党员干部朝气蓬勃的干劲和群众流露出的满足感、幸福感、获得感。社区的这般生机和活力来自哪里？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市树立了党建引领的鲜明导向，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优势。通过党委设置专门部门、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制度统筹、工作统筹、机制统筹，把分散在党政部门、社会各领域的力量整合起来，把更多的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城乡社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增强城市发展动能，提高城市治理效能。

中央组织部党建理论研究室主任王萍认为，成都在社区发展治理过程中，注重把党建工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红色引擎，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不断强化党对城市治理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促进城市改革发展稳定、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为超大城市探索社区发展治理提供了样本。

在每月的社区院落环境卫生评比中，新文轩公益创造性地让儿童担任评委，为环境最好的院落插上小红旗。新津县月花村通过发动和引导少年儿童用自己的“小手”牵起身边的“大手”，由少年儿童带动家长，由家庭带动社区，形成了人人讲卫生、处处见文明的良好风尚。作为新津县社治委和民政部门孵化的社会组织新文轩公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到月花村开展社区营造活动以来，这个集中了当地5个村2252位村民的农民集中居住区环境卫生情况大为改善，乡风文明也得以涵养。

基层党组织在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放手、赋权，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贴近实际、创新力强的优势，把政府管不过来、管不好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有效满足社区发展治理需求，激发社区活力。

我市充分认识并挖掘了社会组织的特点，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多元参与”的原则，探索建立了“社区发现需求、社会组织开发项目、社工提供专业服务、政府予以财力保障”的“三社联动”经验，有效地完善了社区发展治理多元参与的结构。

幸福感来源——

社区发展治理与城市价值表达的融合

除了每天在白鹭湾湿地公园跑4公里之外，著名音乐人陈彼得还专门去了成都规划馆、天府绿道规划馆，感受自己亲眼所见的成都、还有未来更加美好的成都。

天府绿道跑步、人民公园喝茶、夜幕下游锦江……是成都市民的幸福感来源，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外来游客的休闲幸福表现。

过去十年，成都在“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榜单中持续蝉联榜首。这份榜单的整个评价指标贯穿新发展理念，调查的指标包括教育、医疗、收入、环境、公共服务、交通、安全等16项主观调查；居民收入、生活品质、城市向往、旅游向往等10项客观调查，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用幸福感、获得感填满这座城。

美学专家们普遍认为，生活美学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市民生活美学的追求主要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好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生活”，这两者在成都融合成为一个词——“幸福感”。

成都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人民谋幸福，让市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让城市更有烟火气、生活味、归属感，是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初心’，也是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成都表达。”

社区发展治理的“初心”，是让市民共享幸福。成都始终都是在明确方向后，从微观单位切入，通过达成一个个小目标、近目标，去无限接近大目标，最终实现政府的宏观规划。譬如，用党建切入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实现每一个区域内社区的有效治理，是为了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只有这层逻辑，才能真正提升成都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社区发展治理与城市价值表达融合造就出的市民幸福感，在成都社区随处可见。倪家桥社区将传统的8小时办公场所，转变成为全天候互动式家园，使党建与文创相融共生；金牛区营门口街道花照社区打造服务居民媒体矩阵，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O2O社区服务载体平台；青羊区宽巷子社区打造新的“后街经济”，进一步彰显“老成都、蜀都味、国际范”……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治理的重点是事。让市民的幸福感，来源于社区这个最小的单元，没有烦心事、揪心事。

人民日报《民生周刊》杂志社编辑部执行主编严碧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成都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从满足群众需要、解决群众所需着眼，从抓细抓实入手，做了很多填补空白、提升水平的实事，这样的民生实事满足了人民群众高水平、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是成都市民幸福感高于全国许多城市的内涵所在。”

本报记者 赵荣昌

原标题：构建超大城市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