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何艳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孙涛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姜晓萍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副主任 祝灵君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郑长忠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郁建兴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原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 戴焰军

成都，连续10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榜首。成都市民的幸福感远高于全国很多城市的根源在哪里？很多专家学者都曾带着这样的问题来成都寻找过答案。

其实，成都市民的幸福很简单。约个邻居到天府绿道跑步、招呼街坊到家旁边公园喝茶……是成都邻里关系的写实，更是成都市民的幸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平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成都聚焦社区这个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和离群众最近的微观细胞，作出了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战略抉择，将其上升到加强党对城市工作全面领导的高度来统筹推进，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市治理和社区发展，初步实现了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

昨日，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为主题的“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举行。来自中央党校、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及四川大学等地专注于研究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带着课题，齐聚天府之国，寻找成都幸福感的同时，点赞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成都经验，献策成都路径的未来走向。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非常有推广和复制价值

“成都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这方面，这些年取得了很多非常好的经验。就我所看到的，知道的，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们在这方面很多的具体工作的确是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面，而且创造了很多可以复制的可以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对于成都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原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戴焰军表示，成都在此项工作的经验上，非常有推广和复制的价值。

在进一步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特别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中，戴焰军认为成都的经验，给国内其他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样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怎么在我们的基层社会治理各层面的制度中得到体现，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治理中要解决好的问题。”戴焰军剖析道，成都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让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与此项工作融在一起，从而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接受，构建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戴焰军说，实际上我们从成都市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的很多制度已经看出来，他们在这方面一些好的做法。当然了，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基层组织，对于我们的基层干部，它的这种领导水平、工作能力无疑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成都，在这方面也做到了完美。

最爱的城市之一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标杆

“成都是我最爱的城市之一，这次来看了这里的社区，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相信社区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在这里，我看到了城乡社区治理的最美呈现，成都，做得太有成效了。”说起成都通过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社会治理不等于治理社会，除了党委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党委政府与社会的共治和社会的自主治理。给基层最好的减负就是实现最大限度地自治。”同时，郁建兴为成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建言，“建议地方党委政府要抵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啥都管’，为基层的创新探索和社会力量留出空间，这样才能实现‘活力与秩序’的社会治理目标。”

“成都把社区当作撬动社会治理的关键节点，成立了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并将其作为职能部门，这在全国来看，都是组织和制度上的重要创新。”郁建兴在谈及成都社区治理上看到的现象时赞叹道，“在成都，我看到了社区民意集聚的机制、党建引领人民中心和商业逻辑结合的社区企业、社区基金会、城乡社区的社区组织等各种功能元素，这些各具特色生机活力的元素连接运转起来，就构成了其他城市向成都学习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标杆。”

打破了“九龙治水”格局

做法很“前卫”

“成都非常有前瞻性地关注到社区建设中所涉及的权力关系调整的必要性，从现在来看，其创新成效相当明显。”在郑长忠看来，成都将社区发展治理的统筹机构设立在市委序列下，具有前瞻性和权威性，打破了“九龙治水”的格局，既能起到协调各方作用，还将权力下放至基层，让社区能有效快速地协调解决问题，也提升了党委在社区的信誉度。他认为，这可以被视作党领导社会建设的体制创新和方式变革，构建了一种以党组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推动社区发展治理的新体制。

郑长忠说，因为今天的社区已经不再只是人居住的地方，它已经成为了社会有效组织的一种方式。成都构建了全市、区（市）县、街道（乡镇）、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的组织领导体系，明确承担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职能的具体机构，构建统一领导、上下联动、各负其责、协调有序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格局。

郑长忠看来，成都社区治理，不是简单的治理，“同时强调发展”，而发展和治理，就是让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各自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基础之上，追求整体效果的最大化，在推动社区发展的同时，建构了社区秩序。从这角度来讲，成都社区的发展与治理的做法就很“前卫”，破解了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发展和治理中的一系列困境和难题。

秩序和活力相结合

落实到了“最后一公里”

“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思路和原则十分明确，形成了具有成都特色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格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副主任祝灵君对成都在理顺党对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领导体制方面所下的功夫赞叹有加，“相比于向社区放权、给社区减负、制定权力责任清单、增加编制、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待遇等单一性、修补性、局部性改革，成都市把秩序和活力结合起来，把政治和经济、社会结合起来，将党建引领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落实到了‘最后一公里’。”

秩序与活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和社会治理的永恒主题。“建立合理的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稳定的核心价值。”在谈及构建大城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国际经验时，祝灵君认为，超大城市治理的基本矛盾，就在于秩序与活力的矛盾；而超大城市面临的难题，同样是“秩序与活力的矛盾”没能得到有效化解。同时，祝灵君从各国先进经验分析道，无论新加坡、英国、瑞典，还是日本、韩国，超大城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矛盾化解方式呈现出包括有各种形式的社区自治和居民参与；政府与社区及社会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服务、教育、环保等提升社区吸引力；重视政府在法律、政策上的支持与理念倡导等共同点。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城市治理从‘城市管控’‘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在城市治理中保持着秩序与活力。”在祝灵君看来，我国的社会成员身份经历了从“集体人”到“单位人”，再到“社会人”的转变，“这不仅使我国民生质量得以持续改善，社会组织也在快速发展，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也有了自己总结出的一套经验与成效。”

如何化解“活力与秩序”这对矛盾？祝灵君认为，成都在社区发展治理中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径，以“平台化”治理为核心，集中发力，在区、街道和社区，设立党群服务综合体、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站、社区党建文博联盟组织、网上政务大厅“天府市民云”APP等，以此推动成都社区发展治理。

“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改革创新，能够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下一步成都在社区发展治理上如何发力？祝灵君建议，成都要因地制宜推进基层党务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探索建立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同时，要进一步对社区基金、社会企业、社区经济等新事物进行探索。

多元化的“成都方式”

成为社区发展治理的样本

“成都在推进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所以我给它定位的是一个成都方式、中国样本。”论坛举办期间，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姜晓萍就自己的课题研究成果向记者进行了解读，在她看来，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民性。

姜晓萍认为，成都始终强调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权利为根本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目的就是要不忘初心，去为人民谋幸福。“所以不管是到和美社区，还是到成都的任何一个社区，我们都可以看到社区党员干部的初心，就是让老百姓过开心的日子，要有烟火气，有国际范儿，其实这些都来源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在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同时，成都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性，做好社区不同资源的整合，真正做到让每个社区充满活力。”姜晓萍表示，在党建引领下，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不是讲治理而治理，是把“发展”和“治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在“发展”和“治理”的有机融合下，成都的社区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源于不同社区结合所在地资源来凸显既符合国际社区治理的趋势，也响应新时代对社区治理的要求，又体现成都不同区域的特色。”姜晓萍认为，目前，成都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多元化的“成都方式”也正在成为中国探索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一个样本。

居民力量

在社区发展治理中发挥得很好

“2016年开始我们学院团队每年都要来成都三次，深入基层和社区，包括我们的观察点，看成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变迁，和美社区这是我第三次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孙涛说，联合国的可持续治理议程中有关注城市和社区包容度，还有安全、韧性、可持续发展，特别还关注健康、居民终身学习，这些在成都都看到了非常经典的案例。

孙涛表示，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和城市，实际上城市化的模式有一个共性，就是有中国特色。同时，也有一些地方的经验特别值得推广，成都社区治理的模式就是其中之一：“感觉成都居民的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得很好，尤其是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这可能跟成都的茶馆文化等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目前，孙涛正带领课题组在成都开展城乡社区治理方面的研究。未来，他们希望在成都通过对城市治理的政策文本，包括大数据、微博的数据抓取和文字的分析，最终发现城市社区的特点，做知识呈现和展现，进行可视化的城市治理。

“通过研究，希望从更深层面理解城市动态治理和社区发展的实践，以更好建设我们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型城市，做到城市不光是安居乐业，更是可持续有保障的，让城市变成有机体。”孙涛说，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就是社区，这也是他们持续关注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实践的原因。

成都的城市治理

是“美”且“精”的

如何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过程中，打造城市的文化名片？何艳玲带来了自己的课题成果——《成都方法论：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实践研究》。在她看来，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从旧常态到新时代的过渡考验着各级地方政府，成都的社区发展治理正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样本之一。“快而优的发展，精而美的治理；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城市思维，社区行动；虚事做实，实事做好；重新联结人民，重塑社会结构。”何艳玲介绍了社区发展的五点成都启示。

在何艳玲看来，成都的城市治理是“美”且“精”的，这里利用城市美学、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通过天府文化、魅力休闲之都的名片来吸引信息产业人才，通过构建多层次、多需求的社区，利用精准的公共服务和温馨包容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将城市治理做精做美。

何艳玲认为，从人本理念出发，以生活城市为目的，大城崛起中的成都，将标注一个彰显天府意境、有“高颜值”的城市，一个充满烟火气息，有“生活味”的城市，一个富有开放气质、有“国际范”的城市，一个涵养家国情怀、有归属感的城市。

本报记者 赵荣昌 王李科 曹凘源 吴怡霏 摄影 李冬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