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完善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现代治理体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社会治理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决定》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城市安全”。

社会治理现代化事关城市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决定》提出，必须坚持和深化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实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治理方式转变，推动城市发展与治理良性互动、秩序与活力融合共生。

那么，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这一决定背后的逻辑又将如何诠释？

事实上，此前，包括成都市委社治委在内的成都16个部门和高校、区（市）县力量组成专题调研组，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并形成了专题报告，提出了以社区发展治理为基础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构想和对策建议。这些构想及建议，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决定》中关于“建立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的步伐和逻辑。对此，成都市委社治委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

多方参与

推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全体市民

结成治理共同体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要求。

此次成都也在《决定》中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体系。坚持“一核三治、共建共治共享”，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基层组织引领、社会各方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新型治理格局。

此外，《决定》还提出，要完善多方参与机制，创新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健全“两代表一委员”参与机制，加强社会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推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全体市民结成治理共同体。

事实上，深化“一核三治、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机制，就是上述专题调研组在课题报告当中回应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如何深化“一核三治、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机制？

在成都市委社治委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健全多方参与机制”。例如，完善城乡社区居民民主协商制度，围绕协商内容、协商主体、协商渠道、协商程序等，引导居民制定自治章程和居民公约，健全议事、评议、公开、监督等机制，推动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再如，增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和承接服务能力，动态调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指导目录和事项清单，确保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占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比例动态保持在5%以上。

此外，该课题报告中还提出建议，应加大社会企业培育力度，完善登记认证、扶持发展、监督管理政策体系，推动社会企业规范发展；建设三级社区发展治理支持中心，打造集孵化培育、资质认证、要素对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高效互动等。

关键词

多元化解

建立矛盾纠纷

化解全链条工作体系

《决定》提出，完善诉求响应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要创新市民诉求全响应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还要建立矛盾纠纷化解全链条工作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基层调处平台和资源，深化诉源治理和诉调、公调、检调、访调、交调“五调对接”机制，完善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制。

针对这一方面，在成都市委社治委看来，要构建市民诉求“全响应”的工作体系，提升为民解忧能力；以及，构建矛盾化解“全链条”的工作体系，提升源头治理能力。

上述课题报告对此提出了具体建议。例如，建立双向互动的响应机制。一是推行自上而下的“中心接件+分类派单”工作范式，由市民诉求全响应指挥中心对网络理政、智能感知、舆情监测等渠道收集的市民诉求进行分类派单，形成即呼即应的工作机制，实现“接诉即办”；二是推行自下而上的“网格呼叫+中心响应”工作范式，由基层对网格巡查、定向监测等方式发现的问题隐患呼叫中心统筹解决，形成提前预防的工作机制，实现“未诉先办”。

在建立矛盾纠纷化解全链条工作体系方面，可完善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工作机制。例如推动多种调解方式融通互补，依托四级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载体汇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和司法调解、仲裁调解等各类调解力量，建立协同调解机制，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加强调解行业性组织和专业化队伍建设，壮大专职人民调解队伍，建立多元调解促进协会，孵化培育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类社会组织；加强“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推广运用，加大调解资源整合力度，完善在线服务功能，提高智能解纷能力等。还建议建立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优化矛盾纠纷全链条化解流程等。

在成都市委社治委看来，要深化诉源治理改革，分级建立矛盾纠纷调处服务平台，统筹各类调处载体和资源，通过调处力量全整合实现矛盾化解全链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原标题：有成都特色的基层治理体系如何构建？解读《决定》背后的社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