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时的老街，会隐身于热闹的人群。而当赶场结束，人群散去，生活就像退潮的海滩，露出了本来的模样。

86岁的蔡爷爷一个人住，对于不用手机、满头白发的他来说，赶场不光是卖菜，更是和老朋友见面聚会的日子，下馆子点几个菜，喝二两小酒，这份满足感会持续到三天后的下一次赶场。

47岁的王嬢嬢，脚踩一双运动鞋，对她而言，赶场就是上班，生意好的时候四五百，差的时候一两百，“除了31号，天天都有场可以赶”。干了20多年的她，在当地小有名气，除了买秧苗，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大家也会想到她。

近日，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柏桦街又恢复了平时的逢“3、6、9”赶场。一个从这条街走出去的纪录片制作者，回到家乡拿起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这段100米的街道，取名《赶场》，记录下1个多月来重新忙碌的生活。

▲赶场中一个热闹的水果摊位

▎赶场又回来了，值得记录的重启

“天‘麻分分’亮，7点多赶场就开始了。”今年28岁的纪录片制作者屈松对老家的老街既熟悉又陌生，这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小时上学，天没亮，起床时能听到摊摊儿的鸭子叫，还有补锅锤砸有节奏的“当当，当…”，有一段街道全是卖秧苗的，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煞是好看。

当赶场的开关再次被流动人群按下，他心里渴望记录感知的冲动也随之而起——这是一次值得记录的“重启”。

▲疫情后柏桦街第一场赶场

▲9点10分赶场的情景

▲小朋友骑着马马肩和父母一起赶场

屈松大学毕业后，往年，只有过年才会回家住一段时间。今年，按照之前的计划，年后屈松会前往北京，但因为疫情暂时未能成行。这一待，就是三个月左右。

双向两车道的老街，两边是2000年以后新修的两三层高的楼房，一层基本都是商铺，二层则是住家。

现在大部分商铺平时都关着，只有少数几家开着，超市、卖茶的、卖酒的、理发的。除了赶场，这条街没啥人流，镇上的商铺都在别的街上。

屈松镜头里的老街，鲜活了起来：

早上7点左右，天还没亮，大葱莴笋已经整整齐齐摆在了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电子秤也稳稳坐在了倒扣的塑料筐上。一麻袋的土豆倾泻而出，其中有两颗脱离了大部队，其中一颗更是滚到了马路中央，逃到了老板的身后。躲过电瓶车的轮胎，自由了10秒钟左右，它被捡起抛回了土豆堆，再也分不清楚。

8点，三轮车电瓶车逐渐出现在了老街上。街上人不多，车还能骑着走，不时有电瓶车超过三轮车。

上午8点14左右，人流和车流已经融合在了一起，大多数人都是推车而行，有的电瓶车跟在三轮车后面，一起一停，频频点头。

上午9点10分，远处的大树在空中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道绿桥。老街已经躲进了桥下的人流中，不见踪影。

上午11点50分，阳光重新占据了街面，零星几个老板在收拾东西，马路边还残留着一些菜叶，仿佛饭后嘴边的残渣。人群散去，有小孩子骑车自行车来，扭动着龙头，从街上骑过。

赶场是摊主们生活的一部分。

▎镜头沉入人流，捉到重回水中的鱼

赶场恢复了，熟悉的生活也回来了。镜头沉入人流，捕捉到了仿佛重新回到水中的鱼。

一个竹凳，一个背篓，面前一张半米宽、摆着两三样菜的地摊，一头白发、手持一根烟斗86岁的蔡爷爷走进了屈松的镜头中。

蔡爷爷一个人住，不打牌，平时会种种地，肩挑两桶水的步伐稍显迟缓。差不多每种半个小时地，蔡爷爷就会到树荫下，掏出烟斗吸上几口休息下。

除了买卖，赶场也是蔡爷爷和老朋友聚会见面的日子。对于不用手机的他而言，赶场就像手机应用右上角的红点，会给他平静的日子带去一些盼头。赶场又恢复了，蔡爷爷和老朋友喝二两小酒的日子也来了。

“这次可能要拍1个月左右。”2015年毕业的屈松，之前前往新疆跟随哈萨克族牧民拍摄了3部纪录片，分别是《冬窝子》《在希望的原野上》《不只水草丰茂》。他把片子投到了广州纪录片节，片子版权收益目前两万多元。之后他前往北京一边打工一边旁听，继续提高自己的水平。

▲屈松

“之前就想拍，但一直拖着。”屈松表示，心里始终觉得反正家就在那，不着急。本来计划过年后又会出去的，但现在没有地方可去，正好有机会有时间，就拍了。赶场的时候，100米的老街上两侧，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个左右的摊位。“人的状态、交易的门道、怎么讲价等都挺好奇”，拍几次后，会休息一段时间再拍，希望能拍到不一样的东西。

▲带有介绍纸片的商品

▎人流中的小旋涡，比之前还要忙碌

赶场恢复了，屈松的镜头对准了重新“上班”的王嬢嬢。远的地方骑三轮车需要半小时，天不亮，王嬢嬢就出门了；近的地方就在门口，可以多睡一会儿。“各种秧苗，除了水稻的，还有西瓜苗、冬瓜苗、南瓜苗等”。上午卖苗子，下午打理菜地，秧苗在王嬢嬢胖乎乎的手里仿佛易碎的宝贝一样，一根一根捋好，放入箱内后，轻轻压实，生怕挤坏了。

“哦，其他的时候都有场可以赶。”每次肯定回答前，王嬢嬢都会加一个能持续一秒左右“哦”，除了柏桦街，王嬢嬢还要赶周围其他几个地方的场。有的是逢1、4、7赶场，有的是逢1、5、8赶场，还有的逢单逢双赶场的，除了每月31号，王嬢嬢每天都会去赶场，就像上班一样，生意好的时候能卖四五百元，差的时候能卖一两百元。

赶场恢复后有人甚至比之前还要忙碌，冲王嬢嬢而去的人，在赶场的人流里形成了小小的旋涡。

除了卖苗子，王嬢嬢的摊位前不时会有人直接冲着她而来，或叮嘱或询问一番，看也不看地上的苗子一眼。除了卖苗子，王嬢嬢还在兼职劳务中介。在当地干了二三十年的王嬢嬢，街坊邻居的情况就像自己家一样清楚。“有些包地的老板会找我介绍人去干活”，同时想找活干的人也会去找她。

“都是免费的，哪好意思收钱哇。”王嬢嬢笑着说，有时候她忙着做生意，没接电话。他们要得急，就会去场里找她。“最近要人的电话肯定多撒”，平时赶场，可能一周有几个人找她，现在多的时候一天就会有几个人找她。

“哦，对，大家又都忙起来了”。王嬢嬢抬起头，看着镜头后的屈松。

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林聪

图片及视频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疫情让他久留家乡，他拍纪录片《赶场》见证成都老街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