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工作人员在研判文民案情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8年。在其诸多违纪违法事实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坐拥36套房产，却对外谎称无房，靠租房度日。
贪腐23年 藏匿36套房产
“有时一天查出一套，有时两天查出一套。”文民藏匿房产之多，令负责该案的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印象深刻。
文民案源于一条举报线索。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接到群众反映，文民在任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期间，为鄂尔多斯一家企业申报项目提供特殊关照，收受巨额贿赂。经过初核发现，该企业存在弄虚作假、伪造环评材料等问题，且与文民往来密切，企业负责人主动交代向文民行贿30万元。
由此延伸，两大疑点浮出水面。“一是其家庭主要关系人资金流水异常，数额特别巨大，与家庭收入明显不符；二是发现大量房产，虽然在他家人名下并不多，但在其小姨子、连襟等亲属名下则多达十几套。”办案人员回忆。
当时，初核人员还掌握了一个情况。文民曾担任阿拉善盟盟委委员、副盟长，其间分管某部门工作。当年，该部门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兴建了一批集资房。文民也要了一套，房款却长期拖欠，不仅如此，他还让该部门花费十几万元装修了一番。最终，这套房被他“空手套白狼”脱手出售，净赚82万元。
2018年6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对文民立案审查调查。此后，随着专案组深挖细查，加上文民自己的供述，陆续发现其拥有大量房产，分布于北京、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呼和浩特及澳大利亚等地。经核实，文民实际拥有房产36套，其中，在包头任职时购买19套，在阿拉善盟任职时购买5套，在自治区发改委等任职时购买12套，购房支出3700余万元。
经查，文民自1995年担任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期间，从利用职权索要矿区地税局职工福利房开始，便走上了贪腐之路，直至2018年落马，时间跨度长达23年。
正是凭借着“辗转腾挪、低买高卖”的手段，文民先后出售房产14套，获利近千万元。此外，他还借由出租房产非法获利600多万元。
面对组织审查调查，文民逐渐交代违纪违法事实，流下悔恨的泪水
房产均由他人代持 包括一位售楼人员
办案人员介绍：“几十套房产无一在文民名下，均由亲属或朋友代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期文民对于买房投资几乎陷入狂热，身边实在找不到可以代持的人，他就索性交给了一位相识的售楼人员。
“老实说，像连襟、小姨子这些亲属代持房产，查起来还相对容易，像售楼人员这种没什么关联的人，的确很难发现。”办案人员表示，起初只是发现文民去过这套房子、交过水电费，调取相关资料却发现签名并非他本人，而是这家开发商的一位售楼人员。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他们两人间并无特殊关系，也没有支付报酬，只是“熟人间帮个忙”。
不仅如此，为了避免在房产交易登记系统留下痕迹，文民的大部分房产都没有办理产权证，甚至连网签手续都没有。开发商对此也颇感意外：“这个房主怎么交钱签完合同后，就再也不出现了？催他办手续也不来。”只有到了准备出售时，他才会配合买家办理相应的手续。此外，考虑到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他还特意通过地下钱庄转出去一笔资金，在墨尔本购置了一套房。
到哪里都爱索取 鞋几乎装了一车库
“私欲膨胀、贪索成性”，是专案组对文民的判断之一。办案人员在文民家中惊讶地发现，未穿过的高档西服、衬衣、裤子、鞋各有数百件之多，鞋就几乎装了一车库。“他就是‘抠’，到哪里都爱索取，遇到一些需要去下面盟市出差公干的情况，就故意不带西服、衬衣，等着人家给‘安排’。十几年下来，就慢慢攒了这么多。”
“对抗组织、心存侥幸”，则是他给专案组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早在正式立案前，文民就主动登门，表示想向组织说明问题，但始终避重就轻。他深知自己的资金资产见不得光，也无法隐瞒，就统统推到自己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身上。
在审查调查前期，文民将房产证、购房合同、金条、首饰、手表、石头、服装等财物转移到北京、呼和浩特、包头等15个地方存放。到案后，他则表现出两面派的行事作风，表面上积极配合组织、既诚恳又委屈，但在交代实质问题上，却极力闪躲回避，全靠办案人员一点点“挤牙膏”，“抠”出一星半点线索。
焦点分析
他为何如此迷恋“买房”？
曾在发改系统长期从事经济工作 对相关政策、房地产走势颇有研究
在文民的几十套房产中，除了少部分来自直接索要外，大部分房产都有一个共性特点，那就是“利用其职权通过他人运作，低买高卖获利，中间还掺杂着索要、放贷、顶账、更换、装修、他人代付款等问题，调查难、取证更难”。办案人员举例，文民调到呼和浩特后，也动了买房子的念头，但他当时在自治区发改委任职，对当地的房地产商“无力制约”，就找门路通过其他领导从中协调，以低价买房。
文民曾看上一处高层住宅，通过上述手段运作，拿到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内部价。等到定好房后，他又要求直接调换成市价每平方米9000元的洋房。更有甚者，即便他不分管这个单位，只要听说有相对便宜的集资房，就要动用各种关系“凑一脚”。
据办案人员介绍，文民之所以热衷于房产“置业”，与他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由于他曾在发改系统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相关政策、房地产走势颇有研究，所以很早就开始买房。
文民不断倒腾房产的初衷，原本是想借助自己的眼光和市场判断，通过不动产置业让资产保值增值，等到退休后再设法变现。正因如此，他并没有急于挥霍、沉湎于物质享受。在投资上他有眼光、获利颇丰，但是不要忘记，他所投入的原始资本，却是来自于违纪违法所得。其在被查后忍不住忏悔：“买了那么多房子，自己也被套进了房子里。”
专家建议
遇到“未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怎么办？
可用大数据分析领导干部大额资金开支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一直被视作检验对党忠诚的试金石。据办案人员回忆，“文民每年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都不如实填写，仅填报三四套房产蒙混过关，用以规避组织监督。”基于此，最终认定的违纪事实包括“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没有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不能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理解为一项单一制度，而应看作一个综合性的制度体系，其中既包括前置性的对于申报内容的系统审核，也包括中间的信息查核及事后的追责。
“这就需要运用技术手段，通过插上科技的翅膀，让制度长牙带电、更加精准，比如运用大数据分析领导干部大额资金开支、洗钱以及正常收入与其大额开支不相称的问题。”庄德水认为，这样才能在形成约束的同时，让领导干部认识到制度的权威性和重要性。
法律解读
干部让亲友代持36套房
房屋产权究竟如何确定？
代持，是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时常遇到的一个难点。文民用3700万元购买了36套房，分布于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澳大利亚等地，但这些房产无一在其名下，均是亲属或朋友代持。文民曾对外称自己没有房产，租房子住。现实中查处的不少违纪违法党员干部，都有类似的房产代持情况。他们用非法所得购买房产，或者通过受贿获得房产，然后登记在亲友名下，以此来逃避监督。这里就涉及一个民法上的问题：房产由他人代持，究竟谁是房产所有人？
“代持约定”等证据
可确认房屋到底是谁的
关于不动产的物权归属，《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也就是说，房屋产权归属以登记簿上的名字为准。由此一些党员干部以为，只要把房产登记在亲友名下，他们自己就不是房产所有人，就不用作为个人财产向组织申报，日后这些房产也无法作为认定受贿罪的证据。
事实并非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研究室主任、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黄湧解释，当出现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时，法院按照真实权利状态来确认物权。房子的真实权利状态，可以根据出资情况、双方之间的代持协议等来确定，其中代持协议最为重要。如果没有代持协议，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材料比如被告人的供述、行贿人以及代持人的证言等，均可以作为确认房屋真实权利状态的证据。
所以，如果房产是由某党员干部出资，可以证明和代持人之间有书面或口头的代持约定，该党员干部就难逃干系。
另一个常见的“代持”
是股权代持
在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常见的“代持”还包括股权代持。
一些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收受非上市公司干股，为了不让组织发现，就让亲友代持股份。比如广西大新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赵冠海就是一个玩代持的“高手”，他与别人合伙开小额信贷公司，让自己老婆出面，以当地某些著名企业家的名义开办。还有浙江省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建设，一心想办企业，面对商人送上门的巨额股份，他决定让女儿代持，等办好退休手续后，再转到自己名下。
找别人代持股份，自己真的就可以“置身事外”吗？
这涉及我国《公司法》“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概念。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替党员干部代持股份的亲友，通常是在股东名册及工商档案上登记的“名义股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找人代持股份的党员干部虽然不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却可以依据和“名义股东”之间的书面或口头协议成为股权的所有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和利益，就是幕后的“隐名股东”。
黄湧表示，可以通过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的书面或口头协议，确认谁是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给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和受贿罪的认定提供重要证据。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原标题：坐拥36套房产，却靠租房度日 他被房子套进牢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