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日报记者吕甲、成都电视台记者张林林在采访中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吕甲 王勤 摄

对口支援报道组在得荣县中藏药材基地采访 曾亮 摄

3200米……3400米……4100米……在市委宣传部和市对口支援办的组织下，成都市级媒体奔赴甘孜州，沿着成都对口支援工作队队员的足迹，深入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实地采访报道。行进在高原的高山峡谷中，采访车紧贴着峭壁缓缓而行，雨季高原雨水多，刚刚塌方抢通后的路基还有些松散。一车人抓紧把手，紧紧盯着前方，车胎与悬崖的距离不到1米，大家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胸闷、气紧、头痛，服药、吸氧……仅仅7天，采访组经历了高海拔带来的各种不适，难以承受，然而，对口支援干部在这里一待就是2年、4年，有的甚至长眠在了高原之上。他们用脚蹚出的扶贫路，成为对口支援地区群众的康庄大道。他们用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与担当，也默默撑起对口支援地区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桥梁。一路走下来，采访本上满满都是故事，我们的心中收获的都是感动。

克服恶劣环境

他们用青春和热情建设高原

“‘眼睛上天堂，身体下地狱，精神回故乡’，对于对口支援干部的这句玩笑话，我这次有了切身的体会。”从甘孜州归来，成都日报记者赵一感同身受地说，到涉藏地区参加对口支援工作，首先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口支援干部的付出确实非同一般。

虽然出行前就作了充分的准备，提前几天服用了红景天，但是赵一在抵达青海玉树，还没到达采访第一站石渠县，就体会到了高原反应的威力——头昏脑涨，整夜无法入睡。第二天起床后，高反愈加严重，走路都有些飘忽，还伴随着发烧等症状。从玉树到石渠，随着海拔的升高，高反也变得更加剧烈，让第一天在石渠县的采访变得十分困难，服用头痛片、葡萄糖水后，还抱着氧气袋，一边吸氧一边提问。

“高原反应在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这批对口支援队员，刚到石渠县，就有好几名同志住进了医院。”金牛区对口支援工作队副领队周勇说，“即使现在大家也不敢说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有时回到成都几天时间，再上高原同样还会有高原反应。”

“我们在高原上的采访，不过是10多天，但是对口支援干部的工作，却是两年多时间，其间要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可想而知，然而他们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采访中，赵一特别注意到对口支援干部中，条件最为艰苦的一个群体——驻村干部，两年时间他们驻扎在村上，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山高路远，刚到驻地，停水停电停网络是常有的事情，上厕所、洗澡这样的生活小事，在寒冷的冬季都变得困难重重，武侯区的一名对口支援队员在睡觉的时候，被老鼠咬伤了鼻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对口支援队员们积极发扬“缺氧不缺智慧、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信念”的精神，让贫穷的高原山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最直观的是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养成好习惯、过上了好日子，形成了好风气”，现在各地水、电、网络稳定，当地群众再也不用忍受身心的寒冷，特别是道路建设完善，疏通了一个个贫困村落与世界相连的瓶颈。

为了拍摄马尼干戈寄宿学校女子足球队训练的影像，9月18日一早，成都日报摄影记者吕甲便乘上越野车，沿着盘山公路向距县城100多公里的目的地飞奔。雨一直下着，从海拔3280米的县城一路向上，随着海拔高度的一点点上升，吕甲感觉头越来越痛，心跳越来越急促，耳鸣越来越严重……一个半小时后抵达海拔3851米的马尼干戈镇时，高原反应的各种症状一齐袭来。下车后，吕甲似乎一步都迈不动了，而他身上还背负着脚架、镜头、相机、无人机、录音设备……共30多斤装备！但一想到女足队员们还等着自己，便再也顾不上了。

拍摄一直持续到下午，这时的天气也由绵绵阴雨变成了灼日当空。骄阳下，吕甲一直坚持在场边，拍摄尽可能多的图像素材……直到下午5点，吕甲才完成拍摄，匆匆踏上归途。

眼看离县城只有五六公里了，突然，司机师傅一声：“遭了，堵起了。”把吕甲的心情从山顶一下摔到了山谷。原来，因为山体垮塌……

一个小时后，吕甲才回到宾馆，这时早已过了晚餐时间，他只好到街上找了家小面馆，要了一碗米粉。

说起这件事，吕甲总是感慨不已：“这一路长途奔袭的确辛苦，但我们好不容易才遇上这么一回，对成都来的对口支援干部来说，这样的事却司空见惯，不值一提，更理解了他们这么多年坚持的不易。”

成都日报记者赵一在采访中吸氧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吕甲 王勤 摄

对口支援报道组在石渠县前往德格县的路途中午餐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吕甲 王勤 摄

每个对口支援队员

都付出了时间、爱和责任

“县城平均海拔4200米”，9月上旬，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于遵素突然接到通知，需要临时替换感冒的同事前往甘孜州理塘县，采访对口支援涉藏地区的区县工作队，脑海里第一时间冒出了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海拔数字。会不会有高原反应？能不能适应？心里不是没有打过鼓。

但一路从得荣县、巴塘县，到最后一站理塘县，和对口支援涉藏地区的工作队队员们谈起高原反应，几乎每个人都会认真地回答说，“习惯了”“刚来的时候要晕3天”。

是啊！对于对口支援涉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队的队员们来说，他们在甘孜州工作的时间最短的，也已经超过2年。我们曾经担心的高原反应、山高路陡，却是他们多年来的日常。

据红星新闻记者所知，来自双流区一小学的体育老师袁野，已经在巴塘县的学校待了超过5年。本来，在结束任期后，袁野有机会、也应该重新回到高楼林立的城市继续教学，但她第二次、第三次，留了下来，建起了当地第一支足球队，把绿茵场上的自由驰骋、自信挥洒，带给了曾经连足球、篮球都“傻傻分不清楚”的高原小子们，教会他们勇敢，教会他们拼搏，教会他们团结协作。

在得荣县奔都乡莫木村，“80后”驻村干部何庆已经在乡里的宿舍住了2年多。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问道，对口支援得荣县2年，多久回家一次？家里怎么样？原本说起脱贫攻坚项目头头是道、细数贫困户家走出了一个大学生、一个孩子正在康定中学上高二的何庆，声音小了些，笑容也有些无奈：出发时，儿子还在幼儿园，学习任务不重，今年上了一年级，有些调皮，“想趁着国庆放假，回去好生‘收拾’下。”

时间，让对口支援工作队队员，适应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适应了猛烈的紫外线带来的高原红，适应了咸味的酥油茶和锅庄，甚至连不少人的肤色，都已经快要“融入”当地人了。时间，也给了他们“福来者福往、爱出者爱返”的“回馈”。

高红，挂职巴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贫困户户主阿华姐，坚持要让小外孙女悦悦叫高红一声“干妈”，任凭高红怎么推辞都不得行。

2018年，巴塘县文广旅局的脱贫攻坚项目，要在国道318道附近打造网红民宿，借力旅游业帮贫脱困，也是一种新业态方式的探索。在寻找点位时，高红亲自跑了好几处，对比、筛选最合适的点位。最终阿华姐家和杨阿丁老人家的小院入了围。破旧的小院、果园打造成白色木房子的网红民宿“巴塘院子”。2020年，阿华姐和杨阿丁老人的直接租金收入就有了2万元的最低保障，勤快的阿华姐还把自家的厨房做了改造，搭配着民宿做起了餐饮。

记不清来看了“巴塘院子”的改造情况好多次，高红已经熟悉阿华姐家各个角落，一来，哭闹的悦悦被高红哄一哄，就不哭了。“每次都问我，你好久要回成都，屋头核桃你背点回去嘛，葡萄、无花果，爱吃你摘点嘛。”面对阿华姐的热情，高红“招架不住”，就像小时候过年走亲戚，“鼓捣”往包包里塞红包的感觉。让孩子认亲，大概是朴实的四川人、甚至中国人表达感情最纯粹的方式。

在此行采访海拔最高的理塘县，记者一行前往一个采访点位，随着车辆爬上一个狭窄的陡坡，记者紧紧抓着车门把手，生怕一不小心，采访车就侧翻到深沟里。随后，车轮顺着旧车辙，驶入坡顶的平地，豁然开朗。前方，是一片超过千亩的土豆地。新都区对口支援工作队招引新都区龙头农业企业落地，在这块几乎是理塘县最肥沃的土地上，搞起了土豆良种繁育基地。

最招人眼睛的，是两台大型采摘、播种、除草一体机械，随着“突突突”的机械声，优质土豆滚落到拖拉机车斗里，采访中得知，这是甘孜州第一台最先进的用于土豆收播的大型设备。恍惚间，让人有了一种错觉，这是在高原？这是在2020年初才刚刚脱贫摘帽的理塘县？这么快，就赶上了现代化机械种植的步伐？“今年这块地的土豆产量，足够明年全县的土豆种植，明年我们的目标是全州的土豆良种供应。”常年在农口工作的新都区农业农村局胡云如是说。

“这一排的楼房，我们来的时候刚刚开建，你看现在，修得好好。”“这条路，以前全是石子、泥巴，开过来要四五个小时，哪有现在水泥路方便。”采访中，不时能听到这样的话，自豪中，隐隐带着一丝即将结束对口支援工作的欣喜和一点点不舍的复杂情绪。

对口支援工作，随着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很快将告一段落。望着曾经的土木房，变成如今秀美宽敞的安置房，望着平坦的水泥路，望着林立的生产厂房，望着大草原上遍地盛开的格桑花……说实话，一周的采访，对口支援工作的万千艰辛不足以道百一。

但短短一周，如果你要问我，是什么让曾经的贫困地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是每一个踊跃报名对口支援涉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队的队员们，付出的时间、爱和责任。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李萌 于遵素 赵一 摄影 吕甲 王勤

原标题：采访本上，记满了故事 我们心中，充满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