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博物馆日聚焦主题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共同探讨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博物馆面向未来应如何应对多重挑战，及时调整完善自身功能定位，积极探索博物馆发展的新方向、新模式、新方案。

为了彰显传承文化记忆，保护古迹文物，弘扬天府文化，持续推进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红星新闻网特推出《跟随馆长看国宝》系列报道，邀请到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等博物馆馆长晒出自家宝贝，并为大家讲述这些见证成都悠久灿烂文化的“天府国宝”故事。

红星新闻网（记者 但唐文）5月18日报道 “李冰治水”成就了天府之国，“文翁化蜀”改变开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蜀学”的重要源头。秦汉时代的两位四川人，书写了造福后人、彪炳史册的不朽业绩。

今日，要讲的这件国宝文物便是蜀学兴盛的见证者--蜀石经，又称为“蜀刻十三经”、“石室十三经”。这些石经充分证明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绝非徒有虚名。我们邀请到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钟玲，为我们讲述这几块遗世千年的蜀石经残片身上的故事。

篆刻13部儒家经典作品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经书，被称为“石经”，对于统一文字、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石经要在内部环境相对稳定，国家经济条件相对富庶的环境下，才能会被刊刻。

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战乱频繁，偏居西南的四川，成为相对平静的一方乐土。后蜀广政元年（公元938年），为弘扬儒家经典，蜀相毋昭裔开始主持石经的篆刻。蜀中著名的书法家张德昭、孙逢吉等手写上石，再遍邀能工巧匠凿刻，直到200多年以后，才篆刻完成。

儒家的《周礼》《论语》《孝经》《易经》《公羊传》《礼记》等13部经典全部被刻于1000余块石碑之上。

从此开始，儒家经典文献的总数正式确立为十三经，决定了后来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来展示儒家经典。然而不知何故，自南宋之后，没有了任何关于石经的记录。

钟玲介绍，直到抗战期间的1938年，人们为躲避日机轰炸，将老南门城墙处拓宽，挖掘出了近十块石经的残片。石块虽然残损，但秀美的正楷字刻仍清晰可见，后经考古和历史学家辨认，这正是遗世千年的后蜀石经的残石。这也是自南宋之后，蜀石经首次重新亮相。

历史上最早的教科书

如今，有七块蜀石经残片收藏在四川博物院，每块几十厘米大小。在四川博物院的文物库房里记者见到了蜀石经残片中的两块。记者发现其中一块上刻有“呜呼 笃棐时二人 我式......”“功于不怠丕 海隅......”等字样。通过辨认，记者发现这些文字内容出自《尚书》，是周公劝勉召公的一段对话。该段全文应为“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注意到，在这段残缺的石经内容里，对相应的文章语句还进行了双行注释，便于理解。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块便是在公元938年，蜀相毋昭裔主持篆刻的蜀石经其中的一部分。”钟玲介绍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孟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等7次大的刻经。后蜀石经是这些石经中字数最多、刊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

据了解，目前，除了唐开成石经和清乾隆石经还基本保存完好外，其余均只有极少数残石和拓片存世，因此这些蜀石经残片，弥足珍贵。

钟玲告诉记者，记者所看见的双行注文正是蜀石经与其他石刻经的不同之处。一般的石经都只有经文，而蜀石经却独具特色，不但有经文，而且还有双行注文，经注并刻。“石经首次在典籍之外，将注释同时刻于石碑之上，方便大家阅读理解。这样石经就具有了教材作用，学生读不懂文章，就可以看注释，而看不到石经的，还可以看石经拓本。”

正是如此，蜀石经刻成后，被立于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吸引着读书人、收藏家、金石爱好者等纷纷前往瞻仰，还以拓印本形式影响着学界。后蜀石经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绝非徒有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