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百岁老人正坐在沙发上做手工。只见她把花色的布捏起来，一针一线地缝着，再将线头在嘴里一抿一绕，蒲团上一个菱形的小角就做好了。这是与共产党同龄的老红军王全英现在最大的爱好。

▲百岁女红军王全英，仍能做针线活。红星新闻记者 王欢 摄

1935年春耕时节，被迫逃走的王全英，在山下第一次碰到红军。女干部王有君(音)告诉她，这是老百姓的队伍，她不用再给地主照顾孩子了。于是她就跟着红军走，一起走的还有几位金川姐妹。

同样踏上长征路的还有李鸿翔。当年，这个年仅12岁的女娃娃两度投奔红军，跟着队伍三过草地，吃着用牦牛皮制成的皮草鞋熬下来，最终走到延安。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各根据地向陕北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完成了万里长征的革命壮举。

在约20万人的红军长征队伍中，数以千计的女红军是其中一道别样风景，她们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和非凡毅力，克服特殊的生理困难，突破生命极限挑战，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所指出的——长征女红军是伟大的母亲，是中华民族的女英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

在川渝地区，当年奋起参加革命的女红军共有8000多位，占长征中女红军总人数的九成之多。“女红军们极大丰富了长征精神，数千名川籍女红军们以巴蜀儿女独特的性格气质，成为红军中一抹独特的风景线。”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王友平说。

【汇聚】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1935年，四川金川的王全英逃离了她过去14年的苦难生活。

一岁多时，王全英失去了父母；五、六岁时，她被舅舅送给金川县大户人家做帮佣。带小孩、喂马、打扫卫生，五尺微童，成了“家”中的苦力。

小孩哭了主人就掐她，最甚时把她用绳子拴着、扔到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来回冲刷。十来岁，舅舅看她太惨将她带走，但还是无法养活她，只能“转送”给另一户人家去放羊。如是辗转了几次，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金川的时候，这个牢牢禁锢她的圈子才“破开了一个口”。

1935年春耕时节，地主们听说红军来了，就逃到了附近的山上。山上没有吃的，他们派王全英下山去拿。在山下，她第一次碰到了红军。红军的女干部王有君(音)告诉她，这是老百姓的队伍，她不用再给地主照顾孩子了。于是她就跟着红军走，当时一起走的，还有几位金川姐妹。

而彼时，数百公里之外的四川省通江县，大王全英一岁的李鸿翔，已经成为一名参军三年的小小红军女战士。

李鸿翔生于1920年。在她的印象中，地处大巴山区腹地的家乡通江，是一个很小的县城，抬头是高山，低头是沟壑，村子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在爷爷奶奶相继因病离世后，一家人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

令穷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的，还有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35年，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军阀混战强权倾轧，如同一盖血雨腥风的网，无数生命在其间如蜉蝣一般“朝生暮死”，城市与村庄也因此更加残破、凋零。

在李鸿翔的记忆里，有位邻居因生计无着，家里的媳妇就把两岁的娃娃放在背箩里，去到一处深水潭把娃娃倒进去。两天以后，孩子的尸体浮了上来，乡亲们才知道这件事，一起把娃娃从水里捞起来埋了。这一幕刻在了年幼的李鸿翔的脑海里。

1932年，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入川北，攻占通江县城，并控制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领着宣传队宣传红军的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男女平等，耕者有其田”。消息飞似得传遍了通江，也传到了李鸿翔耳朵里。

她找了同村两个小伙伴离开家去参加红军，然而那两个小孩走到半路临时变卦，回到村子里告诉了大人们。结果李鸿翔走了一半的路程，被母亲追了回去，“你那么小，还是个女娃娃，你就往外跑？”

三天之后，李鸿翔借着割猪草的名义离开家，偷偷把镰刀放在邻居家之后，她又跑了。12岁的娃娃，就这样打着光脚跑进了通江县城。

小小的李鸿翔铁了心地想要参军，但是当时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同意她加入，“你还没有个八仙桌子高呢。”她就告诉他们，“我还要长大呢。”

于是她被分派到列宁小学学习文化知识。后来红四军十二师看到这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就选了包括李鸿翔在内的五个小孩到宣传队。就像毛主席曾指出的，“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这群孩子们成为了点燃人们心中光亮的人。

▲资料图：红军长征博物馆内所藏红四方面军宣传材料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当上女兵杀敌人，跟上队伍打江山……”1932年12月，李鸿翔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宣传队。

“她觉得在那个地方，老百姓已经没法活下去了。除了把孩子倒进水潭里淹死，还有很多女人被迫裹小脚、当童养媳，大家都想逃出来。”李鸿翔的女儿陈燕说道，后来李鸿翔的舅舅、叔叔都参加了红军。

【长征】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那时候的李鸿翔并不知道，和她一样的星星之火正在向这个山区里的小小县城汇聚。

1933年3月，为加强后方警卫、利于主力集中，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组建一支正规妇女武装。在四川通江县城一所学校的操场上，“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成立了。“独立营”共约400人，成为红军中唯一一支具有独立建制、正式番号的女兵部队，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直接领导。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王友平教授根据四川省妇联上世纪90年代初所做的有关统计资料分析，后来，在所有长征女战士中，90%以上的是集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四川籍女红军——除了2000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加上后勤部队，总计约有8000多位女红军。她们年龄一般在十七、八岁左右，最小的仅八、九岁。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妇女独立团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正规妇女武装部队，甚至在世界军事史上这也是罕见的。

在红军队伍里，王全英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她跟着其他人抬担架去战地上救伤员，与其他红军战士一起“清窝子”（找粮食）。红军在金川转战几个月后，她随红军出发，到达抚边、打箭炉（今康定）、小金、巴地、巴旺一带。

李鸿翔则被分到了红军大学卫生科，学习照顾伤员。那是一个行走着的“大学”，前面人的衣服后背上写着字，小孩就走在后面跟着念这些字。有人教他们怎么救治伤员，他们就跟在后面学。直到离世前，百岁高龄的李鸿翔还能背出一些中药汤头，比如甘草能治什么。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后西进甘孜，途中翻越“鬼门关”党岭山。党岭山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西北，主峰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往往晚上人们背靠背睡下，等到转天已经成为一座座雕塑，有人行军中摔下悬崖深谷，有女战士患上妇女病，甚至终生不育。

这样的记忆刻在了女战士们的脑海里，但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更没有退却。“紧紧跟上红军大部队前进才有活路”，就像曾经从深山里出走时那样，在李鸿翔和王全英的心中，不约而同地回荡着这一个信念。

后来，王全英所在部队在丹巴遭遇了国民党二十四军，很多战友牺牲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一场血战啊，好多人都牺牲了。子弹一个接着一个在耳朵边上飞。”

由于国民党二十四军把丹巴索桥砍断了，红军战士过不了河，撤退转移至大桑。而大桑地区的河上没有桥，红军只好搭了一根独木桥，大部分红军冒死冲过了桥，为了这道“生死桥”的争夺，又是一场血战。

正是这场战斗，王全英不幸掉队了。就此，她在三江乡隐姓埋名安家落户，直到解放后恢复了自己的红军战士身份。她无数次想起当年那几位一起参加红军的姐妹，她们早已在那次血战前的跋涉与战斗中陆续英勇牺牲。

▲百岁女红军王全英。红星新闻记者 王欢 摄

过草地前，李鸿翔用晾晒的牦牛皮自制了两双皮草鞋。生牛皮没有鞣制过，一遇水就会卷起来。舍不得把皮草鞋丢了，李鸿翔只有把鞋子别在腰上继续打赤脚走，草地多水洼，臭水捂着脚，走到后来，她的脚后跟被泡烂了一个洞。

不过，到第三次过草地时，之前能吃的野菜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幸亏还有这两双皮草鞋，李鸿翔把它们放锅里煮了吃，熬过了食物最为匮乏的日子。“不然她可能就要饿死了”，女儿陈燕回忆着母亲当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妈说‘还好吃’。”

1936年底，李鸿翔跟随部队走到了延安，之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青年干事。斯诺夫人、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在1937年访问延安时，采访了刚刚走完长征的女战士们，她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1941年，李鸿翔进入陕北公学（后与延安大学合并）学习深造。1945年，李鸿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经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她，在1950年又以军代表身份重归祖国西南，投身于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翻开人生的另一篇章。

【记忆】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民政部门开始对失散红军进行摸底，将散落的满天星火重新聚拢。阿坝州人民政府民政局也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当年的年轻战士们已经两鬓斑白，通过互相回忆指认等方式来确定当年的战友们，王全英也通过指认的方式回归了队伍。

▲百岁女红军王全英的《流落红军证明书》。红星新闻记者 王欢 摄

如今，虽已100岁高龄，王全英每天依然坚持做针线活儿。这些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蒲团垫子，截至目前她已捐出两百多个。虽然耳朵不太灵敏，但是提到党的生日临近，她一直念叨着“共产党好”。

今年3月16日，红星新闻记者在中铁二局中心医院见到了李鸿翔，当时她已需要长期卧床休息。曾经一起长征走到延安的老朋友，还曾来成都看望过她，“母亲看到他们真的很开心，他们的感情是真正的革命友谊。”女儿陈燕回忆。

▲2021年3月16日，病榻上仍精神矍铄的女红军李鸿翔。红星新闻记者 王欢 摄

遗憾的是，半个月后的4月6日早上，李鸿翔在成都逝世，享年101岁。女儿陈燕介绍说：“母亲去世前三天还能跟我们摆龙门阵，过世得很突然。”

父母的经历对陈燕影响良多，她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她的心目中，虽然父母那辈人没怎么读过书，但是他们有一种情怀。“他们认定了，刀山火海都敢下，我的父亲母亲就认定，共产党是为了老百姓。”

2020年8月15日，长征女红军精神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五届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在会上介绍，过去常说，各路长征女红军人数分别是，红一方面军30人，红二方面军26人，红四方面军不少于2000人，红二十五军7人；各课题组经过调研后认为，红一方面军不少于230人（原来说的30人应是长征女红军中的女干部），红二方面军57人，红四方面军不少于8000人，红二十五军仍为7人。红一、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课题组为62位长征女红军立了传，在介绍她们生平事迹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她们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百岁女红军王全英所获奖章。红星新闻记者 王欢 摄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王友平早在1998年就发表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第一战》，后来他更多关注红四方面军中的巾帼英雄。在《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一书中，他收录了60岁走长征的藏族女红军杨金莲、长征路上8岁女童苏力、带领一家9口参加长征的王理诗等女战士们。该书正文所收录介绍的130多名女红军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童养媳出身，还有做帮佣、做劳工的。就像老红军王定国所说，这些红军女战士“为天下穷人得到公平、过上幸福生活而战”。

采访过程中的许多细节也让王友平感动不已，比如，2016年老红军黄海云高烧住院，她的女儿赖亚力还听到她在梦中讲长征：“那个高原，现在谁能上啊？”

“女红军们克服了生理上的困难，极大丰富了长征精神，数千名川籍女红军们以巴蜀儿女独特的性格气质成为红军中一抹独特的风景线。”王友平教授说。

红星新闻记者 蓝婧 郭懿萌

原标题：长征精神｜巾帼女红军：她们是万里长征路上的别样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