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精神丨西安交大老校友:听从党的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红星新闻 2021-06-02 22:06

image.png

2019年的一天,在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南门附近,落成不久的交大西迁博物馆引来一批老校友参观。行至博物馆二楼,在一块介绍校园文化生活的展板前,已经退休的沈网珍老人突然激动地指着一张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说:“看,这是我!”

1953年,沈网珍从上海考入交通大学,1956年离开家人,随校西迁。让沈网珍激动不已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56年西安交大校园摩托车队的一次活动,照片中央,风华正茂的女摩托车队队员正是年轻时候的她。1955年,为增强体魄,建设祖国,交大团委成立摩托车训练班,从上海采购40多辆世界各国的名牌摩托车,1956年这批摩托车也随校西迁。

“我那个时候,离开了上海的家人,虽然依依不舍,但考虑到国家需要,就决定到西安去。”毕业后,沈网珍留校做教辅,1958年调到工程物理系做行政工作。

和沈网珍一样,响应国家号召,自1956年首批师生奔赴西安,到1959年搬迁完成,在交大西迁历时的四年里,迁校总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

65年过去了,西安交大已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拥有四个校区,在校教职工学生近50000人,位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国家“七五”“八五”重点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迁校以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了28万名大学毕业生和40多位院士,重要科技成果达3万余项,打造了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

image.png

▲沈网珍在西迁博物馆内与摩托车合影

参观西迁博物馆的那天,沈网珍用手紧握着博物馆内陈列的、已经陈旧的摩托车把手,再次留下了一张照片。并在照片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是党员,当年听从党的安排来到西安,虽然有过辛苦,但从来没有后悔过。希望年轻人能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奋斗。

2005年12月6日,西迁50年后,经西安交大党委会议审议批准,交大西迁精神被概括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16个字。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勉励广大师生:“要发扬老教授们这种西迁精神。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

一份通知

回溯历史,交通大学西迁源于1955年。

位于上海外滩中山东二路9号的上海市档案馆,至今珍藏着这样一份文件——《高等教育部关于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通知》。通知上的日期是1955年7月21日,高等教育部下发给当时还在上海的交通大学。通知指出:“根据中央指示: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及国防建设的要求,必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计划相配合。根据以上精神,经我部研究并已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你校自一九五六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一九五五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上海原址的校舍应让上海造船学院使用。迁校后的最大发展规模定为12500人。”

1955年,国际形势紧张。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重要工矿企业内迁。同时,根据全国工业的布局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对高等学校的布局进行调整,要求沿海地区的个别高等学校内迁。

▲交通大学西北参观团成员出发前与苏庄、陈石英副校长合影

1955年7月调入交通大学,协助校长彭康领导交大西迁工作的副校长苏庄曾回忆,1955年3月,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的杨秀峰上书中央提出: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类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交通大学西迁最早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同年5月30日,高教部将高等工科院校、系专业调整方案下达有关学校,提出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院校的同类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或加强内地原有学校,并将一些学校的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建校,扩大内地现有学校规模,增设新专业。当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内地城市建立一批高等学校,决定1956年暑假交通大学迁往西安。

1955年5月25日,交大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国务院的迁校决定是正确的,必须坚决执行,并保证顺利完成。11月24日,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向全校公布。

image.png

▲彭康

要将一所拥有60年历史、6000多名学生的老校,在一年内从繁华的黄浦江畔搬到荒凉贫瘠的西北,时任校长的彭康压力很大。

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汪应洛曾担任西安交大副校长,在回忆起1955年的“西迁”讨论时,他表示,当时有人认为交大西迁是“鱼离开了水”,还有人认为是“五块钱买个大饼”(当时大饼只有几分钱),意思是花这么大的代价值不值。

▲彭康的工作笔记

迁校西安的消息很快传遍交大校园。为了统一思想,彭康等校领导多次召开座谈会和各种会议,征求民主党派对迁校工作的意见,在全校教职工和学生大会上传达中央和高教部关于迁校的决定和有关精神。同时,系领导和党团干部走访每位教工家属,向他们进行政策宣传和迁校动员,了解实际困难并切实协助解决或向学校反映。当时的校刊上,还登载了教务长陈大燮教授《深刻认识迁校的重大意义,坚决愉快地响应祖国号召》的文章和不少班级拥护迁校决定的来稿和西安新校址介绍等。

曾任西安交大校长的史维祥是在2017年十九大召开后,致信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五位交大老教授中最年长的一位,据其回忆,西迁的通知下发后,“学校党委开了很多会,不断地开,白天晚上地开,这个太复杂了,那么短的时间,那么老的一所学校,那么多师生员工,一下子迁到西安,有很多思想工作要做。”

▲15位西迁老同志给总书记的一封信

而关于彭康校长当时西迁的印象,其子彭城记忆深刻:“交大一校两地时,上海市委曾想让父亲留在上海主持工作,我们一家三口谈到迁往西安时,我曾问父亲:‘您为什么要去西北?’他坚定地说:‘我应该去’。”

1955年5月,彭康带领几位全校最有影响的系主任老教授奔赴西安,几经勘查,他们在西安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的一片麦田里选定了校址。新校址坐落在唐代都城长安长乐坊遗址上,与对面著名的唐代兴庆宫和龙池遗址仅一路之隔,占地84公顷。

时年28岁的王守基在交大后勤部工作,1955年5月下旬被派到西安参与西迁校园基建工地工作。据其回忆,新校址在当时的西安“属近郊”,“当地农民听说要从上海迁来一所知名大学,感到十分鼓舞,都非常支持,很快就完成了征地任务。”

随后,华东建设工程设计院专门组成设计组,来西安进行现场设计。“校园建筑设计方案是按上世纪50年代的最佳要求设计的。”王守基记得,1956年上半年,工期迫近,人手不够,学校总务长任梦林联系到在西北建筑公司当经理的战友,调拨2500人到工地。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交大先期抵达西安的基建团队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包括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从而确保了第一批迁校师生教学和生活用房的需要。同时进行了配套绿化工作,在校园周围及道路两边种植梧桐、白杨和杨槐数千棵。

▲1955年10月26日西安新校园开工兴建

1956年4月,交大举行庆祝建校60周年的盛大活动。校庆展览馆内设“远景馆”,陈列了交大远景规划和西安新校舍总体规划模型,接待万余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来校参观。很多中学生表示,无论交大搬到哪里,我都要投考交大。

交大广大师生员工也以各种形式表示对迁校的拥护。电制53班提出倡议,结合体育锻炼开展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跑西安”,作为对迁校的献礼。从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有41个班级跑到了“西安”,累计跑了80455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这些鲜活的历史资料至今还陈列在交大西迁博物馆的二楼。

在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按照迁校方案的部署,1956年暑期,交大成功实现了第一批搬迁工作。

交大西迁中,学校的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了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占教师总数70%以上。

一张车票

交大西迁博物馆共三层,2400平方米的展厅内,一共展示着400余件珍贵展品。其中有一件看似普通,却又引人瞩目的展品——一张小小的粉色火车票。

车票由西安交大1956级涡轮专业校友洪兴华捐赠。2006年,洪兴华将保存了一个甲子之久的车票捐给了学校档案馆。车票最上方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样,左上角是一栋栋高楼和书桌组成的漫画,右下角则是列车疾驰的情景插图,车票正中是卧铺号码、车次与日期信息,车票背面是乘车注意事项。

自1956年4月底月起,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图书设备由上海铁路局安排通过西迁专列运往西安。交大校史记载:“至5月31日,1000多吨的教学用品和公私家具已运抵西安。之后,实习工厂和有关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以及图书馆的图书、教材也陆续运抵西安。”

1956年7月20日,副教务长张鸿等首批教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新校安家,8月10日在副校长苏庄率领下,交通大学迁校首批大部队从上海徐家汇站出发。上千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包括学生600人,乘“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前往西安。

当时,1000多名师生手持的车票式样,正是60年后西迁博物馆展出的那张车票。

1956年9月10日,借用西安当时最豪华的人民大厦,西迁的交通大学举行了第一个开学典礼。此时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其中,2133名新生是直接到西安新校址报到,而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从上海每天有约150吨物资运抵西安。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到西安坐火车要经历两天两夜的时间,西迁老教授郑善维回忆当年西迁专列上的情景是这样的:“沿沪宁、京沪、陇海线,要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全程约1500公里。列车从我国地势最低的长江三角洲出发,沿江淮平原北上,再穿过中原大地,最后到达西北黄土高原,其间运行30多小时,既要在车上度过白天也要度过夜晚,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来说,旅程时间、路程如此之长都还是第一次。尽管我们都是硬座,但因为年轻,也许还因为奔赴西北的激动心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多少睡意。”

在西迁的交大教职工中,有不少人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义无反顾前往的。交大动力机械系是唯一全迁西安的系,共有教师52人,43人均全家迁往西安。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陈学俊,西迁时是交大最年轻的教授,担任动力机械系副主任,他与爱人无偿交出在上海的房产后,带着4个孩子举家西迁。陈学俊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2017年7月4日,98岁高龄的陈学俊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著名物理教育家殷大钧教授,当时家有88岁的老母,自己患有胃病,也克服困难,动员全家,带领老母和家属6口人迁到西安。

1953年起先后在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任教,1994年退休的赵卓贤教授在回顾起自己所亲历的交大西迁往事时提到,当时有许多青年教师长年与爱人两地分居,但都没有提出过要调往对方所在的经济发达地区,而是自愿献身西北。这其中,有教授因爱人单位不放行,长期与爱人和两个孩子两地分居,直到两人先后病故在上海和西安;有人三次放弃进京机会,随校西迁直至退休。

西迁教职工当中最年长者是当时的交大专职校医,66岁的沈云扉。在西安新校的小诊所里,沈云扉为师生服务了8年。交大不少师生至今还记得沈云扉于1957年写下的那一首词《忆江南》: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西迁精神宣讲团专家组成员杨澜涛曾参与过《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的编写整理工作,据其介绍,西迁教职工和学生中,90%以上都是南方人,他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的西北黄土地,为了让这些师生生活不受影响,交大西迁的队伍中不仅有著名教授,也有讲师、助教、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

一种精神

2021年5月10日下午,在西安交大兴庆校区,有着高校最美之称的“梧桐道”上,下课后的交大学子怀抱书本,匆匆走过。

这些如今已经粗大挺拔,高耸入云的梧桐树,正是60多年前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时,从南方运来,再由交大人一棵棵亲手种下的。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见证了交大西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015年,15位交大西迁老教授曾在这条梧桐道上,留下过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上海人素有眷恋繁华市区的风气,所谓‘宁愿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西安交大原校长史维祥曾回忆起当年初到西安的一幕,时值8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溅衣。“学校还在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

而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经通上了煤气管道。在交大西迁后,很多教职工还要在家里花大量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

地处西北,当地的蔬菜、水果更是又少又贵,随校西迁的万百五教授还记得,迁校西安后,每年三四月份蔬菜供应总是青黄不接,只能依靠学校自制的咸菜和豆腐、豆芽作为主要的蔬菜。

image.png

▲史维祥

“五十年代的大西北,各方面条件和上海都不能相提并论,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是满怀一腔热血,认为支持西部发展很重要,就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子。”史维祥感慨万分。

1957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85年初至1996年底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的潘季教授,跟随交大西迁时,只有22岁。“当时校园旁边还是一片麦地,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大量校舍、宿舍很快地造起来,一年以后,3000多人就到西安来上课了。”

在潘季看来,西迁曾遇到许多阻力,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多方支持,为了支援西北,为了祖国建设迁到西安,环境虽然艰苦,但那个时候的交大,大家都是满怀着建设祖国、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到这里,“没有任何抱怨,有的只是青春的热望。”

随校西迁时,同样只有22岁的胡奈赛,当时已经是交大物理教研室助教,60多年过去,当年和全校师生一起栽植的梧桐、银杏、樱花已经根深叶茂。“当时交大人有一句口号,‘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事业、理想的热爱,以及胸怀大局的家国情怀,至今令人感动。”

在胡奈赛看来,国家培养了你,叫你去哪儿你就应该去哪儿。新中国成立前,其师辈办学是为了救国;到了他们这一代,办学是为了建国;现在的学生,任务是要强国。“不管是救国、建国、强国,都是爱国,咱们都是为了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情怀。”

1957年毕业留校,同年随校西迁,内燃机教研室的年轻教师何新楷当时已经下定决心,不管交大迁到哪里,自己无论如何都要随校前往。当时家里十分拮据,除了被褥,何新楷几乎没有其他行李。母亲担心西安气候比较冷,将家中唯一的毛背心从大哥身上扒下来给他。

何新楷还记得,自己第一堂课是用上海话讲的,学生就说,老师你讲话我们听不懂。当时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南方人,所以用上海话讲课的比较多,这成了师生之间交流最大的障碍,为了更好地和学生们交流,在很短的时间内,西迁老师们都改变了自己的语言习惯,用普通话上课。

时间过去60多年,当年风华正茂的西迁教师,都已年过八旬,不少老教授更是奉献一生,埋骨西北。

自1956年迁校以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了28万名大学毕业生和40多位院士,重要科技成果达3万余项,打造了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已深深厚植于百年交大的血脉之中,在代代师生中传承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考察西安交大时,曾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西迁精神’的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2020年5月,时任西安交大党委书记的张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交通大学的西迁,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和战略布局调整的成功范例。”在张迈曾看来,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没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局面。而在几十年的不懈奋斗中,扎根西部的交大人,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书写了交大办学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为交大今后的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星新闻记者 王震华 任江波 发自西安

原标题:西迁精神丨西安交大老校友:听从党的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编辑: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