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数量已达到21个，这是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中的最新城市评级，超大城市总数由6个增加到7个，除了《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明确的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天津外，成都实现了城区常住人口超千万，从特大城市迈入超大城市之列，这也是成都首次进入我国超大城市行列。

城区常住人口居全国第六，晋升为超大城市对成都意味着什么？透过人口数量与人力资本优势的重构，又该如何预测城市群新的格局？“成都的人口增长潜力还有很大空间，将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是成都晋级为超大城市后最重要的任务。”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张俊良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同时他认为在超大城市治理中要多角度入手实现人口的动态平衡。

而将视线半径扩大到全国，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西南财大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还观察到，成都和重庆同时跻身于全国超大城市之列，从这一方面看，这一区域携手冲刺“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机遇和优势更加明显。

晋升为超大城市后

成都人口规模是否已触及天花板？

城区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大小的指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座城市的经济实力、发展潜力。

“所谓超大城市，是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从这一角度看，最受关注的城市是成都。”张俊良认为，“城区人口”是城市规模评级的核心依据，证明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大的与人口聚集相匹配的城市承载力。这一点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同样凸显，成都常住人口已达到2093.8万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常住人口在全省人口中占比也由十年前的18.8%提升到25.02%，人口数据也能反映出成都近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和城市吸引力。

进入超大城市行列后，成都的人口规模是否已经触及天花板？对此，张俊良认为，成都的人口增长潜力还有很大空间。“五年前，提及成都人口规模控制在2400万左右这一讯息，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而目前已经突破2000万，考虑到未来成都的人口增长潜力，以及城镇化空间，成都城区人口在未来可能性也比较大。”但张俊良同时也提醒到，注重人口数量规模的同时，更要提升人口的总体质量，人才的结构要合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等因素紧密相关。

在张俊良看来，将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是成都晋级为超大城市后最重要的任务，比如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紧密结合城市产业发展，掌握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技能。再比如，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辐射力，提高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服务水平，吸引更多人才落户成都。

▲资料图

两座超大城市

“中国经济第四极”的底气和潜力

最新的城市评级数据公布，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西南财大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讯息——在超大城市阵营中，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成为七个超大城市中仅有的“一对”非沿海城市。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极核，成都和重庆同时跻身全国超大城市，说明成渝地区的人口要素非常强劲，后劲十足。”作为最早研究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专家之一，杨继瑞认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凭借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对人口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不仅可以给城市带来人口红利，以及各类人才，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且是市场消费的源动力。杨继瑞举例，比如在国内旅游目的地中，成都和重庆都在“网红城市”之列，不论是人气还是文旅消费，都有很足的潜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人们称为“中国经济第四极”，两座超大城市是否会让城市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又该如何激发人口潜能？对此，杨继瑞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人口净增长和净流入。“下一步，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人口的净增长或者是净流入，促进人口的进一步良性增长，形成更大的人口红利。”杨继瑞说，成都和重庆同时跻身于超大城市，恰恰说明中国第四极的崛起与国家战略完美契合，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备了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更大的人口优势和潜力。对成都、重庆而言，对内要加大区域内的公共基础和服务力度，使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足超大城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利用超大城市的人口红利吸引相应的产业链、供应链聚集，攻克一些“卡脖子”技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加大人才吸引力，促进经济势能、生态环境、人口规模与结构、城市能级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高水平耦合。

“对外，成都和重庆两个超大城市要形成良性竞合关系，打通城市间交通、人才等多方面的流动，建立相互促进和合作的机制。”杨继瑞建议，两座城市的竞争要以协同和合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寻找最大公约数，共同来分享内循环带来的红利。

▲复兴号成渝高铁

超大城市的治理需要从多角度入手

以达到人口的动态平衡

纵观全球城市发展经验，成为超大城市，可能是新飞跃的开端，也有一些“大城市病”成为城市治理的难点，晋级超大城市后，成都的城市治理要怎么做？

对此，张俊良认为，人口规模是城市功能和产业布局带来的结果，城市人口的治理靠的不仅是限制或疏散人口，而是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空间拓展等角度入手，以达到人口的动态平衡。

杨继瑞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城市人口增多，也意味着管理难度的增加，比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能够从人口聚集中充分吸取发展红利，实现城市经济、文化、宜居品质等各方面的跃升，在城市治理方面也有诸多创新。而从国内超大城市来看，上海以其精细化的城市治理服务，使这座国际大都会人才荟萃，成为规模性、高水平人才聚集地，为上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源动力。

“从世界超大城市发展历程看，成都既要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也要坚持发挥自己的特色优势。”在杨继瑞看来，如何保障人口能够在这个区域安居乐业，不仅仅要在宏观层面上，而是要做到社区、小区、街区在这一层面，特别是要打造15分钟的公共服务圈，10分钟的社区服务圈，5分钟的小区服务圈，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力度。杨继瑞还曾对成都的经验探索进行过分析，成为超大城市的成都，更需要以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应对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考验，“在一系列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举措下，成都一直致力于让城市改革发展成果转化为人人可感可及、普遍受益的社会认同，使成都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安居乐业之城，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健全。”

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