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主持人

成都日报首席评论员 马玉宝

成都日报记者 白洋

本期话题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 石碧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执行官 汤继强

安邦智库研究事务负责人、城市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冯艳

当前，成都城市格局处于关键重塑期、产业发展处在转型爬坡期，面临着统筹城乡发展、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减污降碳的多重任务。党中央明确提出“3060”双碳目标，省委也已作出重大部署，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这要求成都必须主动破解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空间承载、能源消耗、生态环境等硬约束趋紧的难题。

生态文明引领下的城镇化，既不能完全脱离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城镇化模式，又必须在其之上瞻望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考、新模式、新路径。超大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如何实现创新突破？我们邀请三位学者，以“圆桌会议”的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共同探讨超大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课题。

谈规律

让城市与人达成一种最优的组合

主持人：

城市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城市的发展和演变。从伦敦、纽约、悉尼、巴黎等世界城市的轨迹可以发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有着其内在的机制和发展规律。作为城镇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中国的超大城市面临着哪些共性的现实挑战？

汤继强：超大城市从诞生起，就面临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的巨大矛盾，处理得好，城市就能更好为人服务，处理不好，就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从历史上来看，超大城市有一些共性的规律，也有共同的困境，简单来说，就是人口多，规模大，经济体量大。因为超大城市里不仅有城市人群，还有植物、微生物，甚至城市的废弃物，整个城市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复杂的能量转换，因此，超大城市可以说是一个超大的复杂的巨系统。因此，超大城市面对的共同课题，就是这个城市现有的软硬件系统，究竟能不能满足人与城市进行最友好的对话，最友好的互动，最友好的共生共荣。能不能让城市与人达成一种最优的组合。

冯艳：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超大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如果从全球来看，人口规模庞大的超大城市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虽城市数量较少但出现更早。19世纪，英国就开始“大伦敦市”“大曼彻斯特市”建设。从今天英国城市现状来看，大型城市化的益处还是明显的。由于人口密集的效应，能实现规模经济，突破经济增长瓶颈，不仅创造就业，同时也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大城市，越来越发达的公共交通替代私人交通，实际上让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比一些乡镇更加环保，也节约了大笔资金。不过，城市过度扩张，意味着更多的交通成本、更大的能量消耗、更多的资源需求和更多的空间被占用等；越来越多人搬到卫星城或郊外住宅区，引发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悬殊。城市发展越不平衡，引发社会紧张的风险就越高，过度扩张的城市不稳定性也随之增大。

石碧：超大城市的能耗比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城市里人口多，产业多，汽车多，消耗的化石能源也比较高，就产生了更多的碳排放。城市碳排放的量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夏天大家都开空调，能耗就会升高。同时，超大城市的碳排放并不仅局限在城市里，远方为超大城市供能的发电厂等，也可能因为超大城市的发展而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话前景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得到更大发展

主持人：

无论城市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客观的自然存在，自然环境是城市发展赖以维持的基本根基，城市是整个大自然的一个子系统，城市发展不可能突破自然的“度”。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这对于中国超大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冯艳：超大城市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提供了很多教训，有效管理和顺利运行超大城市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从东京、巴黎等国际超大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与急剧扩张的城市人口、城市规模相适应的，必然是以永续发展为指向的绿色低碳发展。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欧美发达国家走出城市生态问题的路径不尽相同，但大多都注重平衡的经济布局，都把“调整产业布局和城市格局相结合”作为重要手段。产业平衡分布不仅方便就业，而且有利于城市生态安全的建立。例如，有“制造大国”之称的德国，其排名前100名的大型制造企业，只有3个将总部放在首都柏林。而成都也提出大力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坚持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结合产业人群特定偏好，合理规划建设一批生活服务设施，提高企业入驻效率和园区宜居宜业水平。

石碧：对中国的超大城市来说，把碳中和做好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碳中和技术的突破一旦形成系统，就能促进很多新兴产业的诞生，甚至达到千亿、万亿级的规模。超大城市发力创新“双碳”的技术，相当于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前期发力研究机构技术研发，后期就能通过新技术促进产业发展。比如，碳捕集技术成熟了，相关的材料、设备就能迎来更好的发展；氢能源技术成熟了，也能带动相关的产业崛起。同时，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技术和新应用，也能对城市发展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例如，氢能公交车的落地应用，就是成都探索清洁能源低碳发展的一个缩影。年初以来，成都上牌照的新能源汽车增加了6万多辆，增幅接近50%。

汤继强：“双碳”发展的逻辑是，以前我们主要使用化石能源，碳排放比较高，在实现“双碳”的过程中，则会用到一些全新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并激励人类在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中取得新突破，确保人类获得更多能源获取的方法。

现在全世界都把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一个比较理想的、值得追求的模式，中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在进行一场赛跑，看谁能更快实现碳中和。而这一过程中，更高的要求也会倒逼我们技术进步，并在一些新的赛道上取得突破。

在这一领域，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做一些实验和探索，但从实际效果看，中国很有可能在这一新赛道上取得领先，并打造出独有的模式。在我看来，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科技金融等，都有可能在实现“双碳”的目标过程中得到更大发展。

明路径

制度建设、技术创新与绿色生活方式

主持人：

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超大城市要以此为契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哪些具体的路径与突破点？

石碧：对超大城市来说，要实现低碳发展，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如城市的树木越多，就能消耗更多城市的碳排放。目前成都正在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就是很好的尝试。这之外，全世界也都在探索实现碳中和的技术方向，从目前来看，在涉及碳中和的技术中，三分之一属于成熟的应用，三分之一还没有开始研究，另外三分之一处于中试的阶段，可以说，大部分碳中和技术还没有投入使用。

“双碳”的研究，四川启动比较早。如四川大学的低碳研究院，就针对减少碳排放开展了10多年的研究，目前打造的四川省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也是全国首家省级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在成都，还有四所“双一流”高校参与筹建的碳中和天府实验室，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其将吸引全球与环保产业相关的高端研发团队、高端项目落地实验室，进行碳达峰、碳中和前沿科学研究。

当然，超大城市要推动“双碳”，仅仅从技术上用力是不够的，对城市的管理和对更绿色生活方式的倡导，也有利于城市的碳中和。绿色秩序的制度设计使得市场与民众将有可能为城市生态治理带来新的变革性的推动力。这样的大众参与本身即是一种绿色力量的教育和传播，将有可能带来乘数级的效果。目前，城市的主要能源还是来自化石能源，如用煤发电，用汽油驱动汽车等，都直接或间接推高了碳排放。如果城市能倡导大家都形成节约使用能源的习惯，空调夏天不要过冷、冬天不要太热，出行多用公共交通等，也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推动超大城市更好实现“双碳”目标。

汤继强：对中国来说，碳达峰碳中和是我们自己以绿色发展为指引所提出的目标，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过去伦敦、巴黎都做过一些实践，比如建设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但要实现绿色转型，除了要考虑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处理好土地、人口、产业、科技、文化等关系，最终达到生活质量的最优化。具体到成都，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成都都市圈的建设，在建设超大城市的过程中，成都必须与德眉资进行很好的协同协作，一体化发展，同时，我们也要以实现“双碳”为契机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并在城市治理上达到更高水平。

冯艳：今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梳理《意见》内容，我们认为，未来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二是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调整。我们建议构建以氢能为重要能源基础的经济与社会系统。对于在“双碳”目标下面临巨大的能源转型、能源安全压力的中国来说，7个超级大城市完全有条件成为国内率先构建“氢能社会”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此外，在城市中还有一部分重要的碳排放领域是生活环节产生的，主要由生活用电和交通出行构成。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不能仅靠绿色技术、装备和材料，更需要真正、系统性、高强度地干预生活方式及消费模式。城市要从规划层面引导绿色生活方式，例如以步行系统为核心的规划理念——重视人的步行规划的城市。比如成都就积极鼓励绿色低碳出行，构建“轨道主导+公交优先+慢行友好”的交通体系，打造 “上班的路”“回家的路”。它有着鼓励步行的社区，有利于自行车的骑行，有着密集的路网和人来人往的街道，城市的土地大量用于商业，城市管理赢得了大量收入和就业，这样的城市才是低碳的城市，才是真正可持续和宜居的城市。

本报记者 白洋 马玉宝 本报制图 申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