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主持人

成都日报首席评论员 马玉宝

成都日报记者 白洋

本期话题嘉宾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学良

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戴宾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大学美丽中国研究院院长 何昉

城市理想受制于空间也绽放于空间。先人的筑城智慧昭示我们，因天时就地利，尊重自然，顺应规律，方能为开创城市未来构筑最适宜格局。超大城市自然资源禀赋具有不可逆性，环境容量亦有自身“天花板”。城市空间布局与高品质生活、城市经济地理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结构性冲突，越发清晰地暴露出传统发展方式下城市空间的承载底线。

新形势下，怎样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人口无序膨胀、空间无边界扩张、形态千城一面，超大城市如何破局？“双碳”目标下，推动空间结构调整，构建绿色低碳的发展格局的路径何在？我们邀请三位学者，以“圆桌会议”的方式展开交流与讨论，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超大城市空间承载力的突破路径。

谈趋势

超大城市呈现大都市区特征

主持人：

城市是人类的大规模空间聚集，没有高密度的空间形态，就没有城市，也不会有城市的发展。对于城市来说，不管是产业布局、生活居住、文化生态，一定要有与之匹配的城市格局。从时空的维度，我们应如何理解超大城市的发展脉络与空间格局？

何昉：人口集聚的超大城市，具有优秀的财富、人才、文化聚集效益，能通过经济的腾飞带动城市生态、文化、产业、服务的飞跃，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盛唐时代，世界农业文明发展到高潮，东西方文明各有千秋。二战前后，西方工业文明走向兴盛，国际上开始逐渐形成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如伦敦、纽约等。然而高度人工化的大城市中也暴露出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热岛效应、生态破坏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下，中国超大城市必须要达成城市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的深度契合。例如深圳，通过科学规划城市空间格局，合理布局生态廊道，打通城市山海连廊，完善连通绿道网络，有序布局公园链与公园网，积极修复生态关键节点，重点完善绿色生态基础设施，正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张学良：成都能成长为超大城市，是因为它本身就很有吸引力。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讲，成都就是一个养人的城市，一个宜居的城市，一个有空间品质的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很多大城市转变成为生产性城市，而成都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一直很重视生产和生活的配套，很好地处理了生活、生产、生态的关系问题，这是成都很大的优势。同时，成都又是省会城市与国家中心城市，在西部地区，具有要素配置、凝聚资源的巨大优势。从交通来讲，成都有中欧班列，铁路一单制改革也敢为天下先，交通的多式联运优势明显。这些因素，都带来了成都对于人才、资本的巨大吸引力。

戴宾：当一座城市迈入超大城市之后，其城市功能演进、经济活动组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交通组织、城市综合管理、社会治理等都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并在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管理方式上体现出来。纵观全球发展水平较高的超大城市，其城市空间形态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方式无不都是呈现大都市区的特征，如纽约大都市区、伦敦大都市区、东京大都市区、巴黎大都市区、首尔大都市区等。大都市区是一个强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经济社会联系、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是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最具效率的空间组织形式和经济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是一国人口分布、产业发展、要素集聚、创新引领、财富增长的中心，因而大都市区成为超大城市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从城市区域地域组织系统来看，大都市区也是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支撑。

成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一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突出双城引领，优化成都功能布局，全面提升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引领带动双城经济圈发展。新近印发的《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也提出，要优化提升成都中心城区功能，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

聊变化

超大城市现代治理需要更高水平

主持人：

当前，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当前，中国的7个超大城市，全部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这四大经济圈。对于超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这其中有何机遇与挑战？

戴宾：从国内外对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的评判标准来看，成都具有大都市区的典型特征，具备构建大都市区的成熟条件和突出优势。成都拥有2000万人口的超强城市核心；地处成都平原，具有大都市区典型的圈层空间结构特征；近年来成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猛，轨道交通总里程增长迅速，将城市人口核心与周边区县有机衔接起来，形成较高的通勤率；其行政区地域能够有效覆盖大都市区的空间范围，有利于形成适应都市圈的管理体制。

构建都市圈是成都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经济社会活动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型，将对成都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产生全局性、方向性的影响，从而也对成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都应当探索超大城市现代治理的路径，提高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效率，推动城市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张学良：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应该站在全球视角，以国家战略的要求来思考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从区域联动的角度来讲，成都需要加强与重庆的协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要加强与成都都市圈其他城市的协同，研究好超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新时代超大城市的发展一定要从经济区划的角度来考虑，而不能局限在行政区划上。走向经济意义的成都都市圈要考虑资源跨区域配置的问题。超大城市面临着城市功能的疏解问题，未来成都可以系统地对城市的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进行梳理，对于那些核心功能的非关键环节，要有意识配置到周边的地区去，对于非核心功能的非基础环节，也要加强跟周边地区的联动。

何昉：成都地域范围广，千年古都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雪山下的城市风貌颇具特色，自然与城市交相辉映。如今的成都，城市空间尺度理想，人居生活满意度高。当下，成都迈向了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行列，需要更好地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提高区域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例如，在公园城市的建设理念中，绿色不再仅是一个外在符号或者独立于城市发展之外的点缀品，绿色低碳本身就是引领城市功能产业、资源利用、生活服务等各方面更加优化均衡的抓手。例如成都在国内首创“公众碳减排积分奖励、项目碳减排量开发运营”碳普惠建设双路径，并将“碳惠天府”碳普惠机制列入生态惠民场景，赋予公众在相关场景消费行为的低碳属性，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话路径

推动城市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合理配置

主持人：

11月29日，四川省政府印发《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这是继南京、福州都市圈之后全国第三个、中西部地区首个被国家批复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从南京、福州再到成都，高质量发展、协调融合、协同推进等均成为部署相关工作时的关键词。构建成都都市圈是成都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应超大城市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绿色低碳发展格局下，各城市如何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进而培育更多增长极和动力源？

张学良：做好城市功能的疏解，是成都未来做好区域联动的必答题。同样作为超大城市，上海在“十三五”期间就开始设立重大课题来研究城市功能疏解问题，北京也在积极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成都作为2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不能什么都要干，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成都的人口达到2000万规模，并且未来还可能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城市内部公共资源的配置，如交通、路网、教育、医疗、养老等，都要思考如何突破行政边界，用经济区划的眼光来思考成都的城市人口增长问题。

何昉：首先，成都需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时尚前卫的新文化体系、新艺术流派，推动城市的创新发展。其次，成都还需要继续提升公园城市建设理念，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增加，推动绿色生态基础设施全覆盖。成都历来有大熊猫、金丝猴等珍贵动物出没，需要发挥自然优势，修复城市自然基底，构建完整连续的野生生物廊道，将野生动植物系统引入城市，全面丰富城市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制定每年的物种增长率目标，5年之内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达到新的高度。同时推动绿色生态基础设施全覆盖，建立绿色发展、韧性可持续的城市空间系统，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更好体现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样本意义，并以此带动成都都市圈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

戴宾：对于成都来说，要编制具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意义的规划，推动城市功能、产业、人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更大范围内高效合理配置，引领城市未来长远发展。

例如，重构地域功能，引导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大都市区范围的均等化、全覆盖，优化城市重大战略功能的地域配置，更好地形成和承载国家级的城市中心功能，提升城市功能能级。完善空间发展格局，促进城市多中心、组团发展，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引导各类城镇、产业和人口合理分布，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促进职住平衡，有效疏解城市核心过密的居住人口，形成合理均衡的人口与城市化空间格局。强化土地利用与管控，加强对周边地域土地利用的管控，强化生态环境用地的保护，确保城镇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人口规模、环境容量以及基础设施能力相协调。

还需要构建与都市圈相适应的交通体系，协调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与管理，全面统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空间布局、建设周期和建设时序，加强大型基础设施区域统筹、共建共享，强化大都市区基础设施的区域供给，增强基础设施的区域服务能力，提升基础设施服务的规模效率。

本报记者 白洋 马玉宝 本报制图 张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