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网综合报道 农，天下之大业也。4500年前，当古蜀先民在田野里播下第一粒稻种，成都平原的水稻种植史便由此开启。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水稻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繁衍，见证着古蜀文明的兴起、繁盛，见证着成都这座西南大城的发展史。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成都平原战略基地和大后方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成都平原自古便是“中国粮仓”。

稻粟兼作

宝墩古城奠定天府之国农耕文明基础

宝墩遗址，位于新津区宝墩村的平畴沃野之上。4500年前，古蜀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筑城、耕种、生活，他们留下的坚固城墙，在几千年的岁月中风化为一条条土墩。正是这些凸立于田间地头的土墩，指引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了这段曾经被当作古老传说的久远历史。

▲宝墩遗址2020年发掘疑似水稻田层面航拍图。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宝墩古城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2021年6月7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新津宝墩遗址最新考古成果——继近年在遗址内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等植物遗存以后，考古人员在2020-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迹。

▲宝墩遗址出土碳化水稻。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古蜀先民何以为食呢？通过植物考古，宝墩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通过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析，确认了宝墩时期先民农业经济结构以稻谷为主、兼种粟和黍，同时采集野豌豆、薏苡属等植物作为植物的补充。根据动物考古，考古人员还发现宝墩先民已开始驯化和饲养家猪、狗等家畜，家猪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而宝墩文化聚落周围茂密的植被和丰沛的水系，则提供了野菜、野果、鱼，乃至薪柴和建筑材料。

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下，食物的富余极大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至宝墩文化三期以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为代表的大量宝墩文化遗址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涌现。

稻谷栽培种植历史向四川地区延伸

三星堆时期农业文明走向新高度

古蜀人的餐桌一直在发生着演变。及至三星堆文化时期，稻谷的栽培种植历史向四川地区延伸，将古蜀国农业文明推向新高度。

1986年，三星堆遗址第一次重现世间，彼时植物考古的技术手段还比较欠缺，让植物遗存多在大地底下埋了几十年。2012年起，四川的考古人员开始在三星堆遗址进行植物考古，还原农业生产活动对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植物和人群的互动，诠释那段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2022年，碳化大米在三星堆的“祭祀坑”遗址中出现，人们进一步确认了古蜀国的口粮以大米为主。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很多陶盆、陶缸、陶罐等，专家推测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当中，还出土了很多古蜀人的陶器。这些陶器主要用来作为盛酒的酒器。能酿酒说明了三星堆农业的空前发达，而稻谷就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古蜀国大面积粮食丰收，不仅仅满足自给自足的吃饭需要，还将多余粮食用来酿酒。三星堆时期，当地的农业富足可见一斑，大有一派稻谷丰熟，鸡犬相闻，祥和兴盛的文明景象。

金沙太阳神鸟推算季节变化

古蜀先民巧妙运用适时耕作

到了金沙文化时期，农业更为繁荣。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了稻谷、粟和黍三种谷物。从数量比例来看，稻谷在其中占80%以上，最多的时期能达到100%。粟和黍的比重则较低，其中粟的数量多于黍。由此可以推断，从新石器晚期到商末周初，金沙遗址祭祀区古蜀先民的农业结构以稻谷为主，兼种少量粟和黍。这和同时期其他遗址的结构一致，说明成都平原有非常稳定的农作物结构。

在三星堆，青铜太阳轮盘一直是文物瑰宝的重中之重，太阳轮盘大圆圈内的五指，表示“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根据五星可以推算季节变化和大致天气，有助于农业生产。

▲太阳神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金沙太阳神鸟比三星堆太阳轮盘更精准，表示四季十二个月。每只三脚鸟对应3个月，代表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这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

蜀郡守李冰修建都江堰

天府之国孕育而成

杜甫有诗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公元前276年，李冰出任蜀郡守，修建都江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灌溉三郡，开稻田，江流千载，灌溉千载。由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 图片来源：图虫

都江堰是一座防洪、灌溉、航运兼用的大型综合水利工程，其工程体系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渠首工程主体工程，利用河道动力学原理，通过内外江的巧妙设计，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洪涝灾害；另一部分则是航运灌溉系统，形成了成都平原和附近丘陵地区呈树谱状的无坝引水渠系。

成都平原在短期内便跃升为秦国的重要粮仓，使巴蜀真正变成了秦国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战略大后方，从实力上改变了过去秦、楚、齐三强长期并驾齐驱的局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说，四川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的补给来源。

天府之国

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大后方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都江堰水利工程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身兼险要和富庶，自成一统。此后千年，占据四川盆地，出可以王天下，入可以霸一方。天府之国，成为中原王朝经营大西南的前哨和堡垒。

在历史上，成都平原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从秦并诸侯到元灭南宋，多先取蜀而定天下。楚汉争霸，“益州险塞，沃野千⾥，天府之土”，刘邦因之以成帝业。蜀汉经略成都，三分天下。

上自秦汉、下至抗战时期，在无数次的战乱中，成都平原的粮草辎重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堪称国家资源储备的大后方。在唐代，四川数度成为皇帝避难之所，南宋末年，也是四川面对元军铁蹄进行了最为持久的抵抗。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成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支撑，一寸山河一寸血，350万川军东出盆地，“无川不成军”，据何应钦统计，抗战八年，川军主打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其伤亡64万余人，惨烈为全国之冠。1960年代中期，面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逐步由东向西转移，四川成为“三线建设”重镇。

千年粮仓

造就三千年烟火人间

从战国后期到秦汉年间，关中、巴蜀、河西地区先后成为中国的“新粮仓”。依托着这些“粮仓”，咸阳、长安和成都也成为闻名遐迩的都会。

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进一步扩大了良田的数量和规模。《华阳国志》中就记载了繁县（今新都）“有泉水稻田”，江原县（今崇州境）“有好稻田”，“绵与雒（今绵竹、广汉、德阳一带）各出庄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当时四川的水稻产量高到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要，还经常赈济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地区。《汉书》记载：汉代初年，关中大饥荒，刘邦下令饥民“就食蜀汉”；汉武帝时期“山东被河灾”、元鼎年间“水潦移于江南”，巴蜀地区的粮食也曾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救助灾民。

唐朝时代，扬州和成都并称“扬一益二”，它们身后的江南和巴蜀，都是举足轻重的稻米粮仓。水利设施的兴建，加以唐初开辟了大量荒地，以及蜀中推广间作、复种等耕种方法，扩大了麻、茶、桑、桔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遂使成都平原成为当时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宋代时四川人民建造梯田，耕作技术水平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增，为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元朝大规模整治都江堰水利工程，屯田兴盛；明代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逐渐突破；清朝时四川农民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相资为用，精耕细作，因地制宜。

丰饶的物产，便利的水运，繁盛的商业，让成都在历史上书写了熠熠生辉的篇章。汉时“列备五都”，唐时“扬一益二”，宋时川峡四路的经济比重占全国的三成以上，蜀学“冠天下而垂无穷”.……

当4500年前，古蜀先民把第一粒稻种洒进成都平原的沃土，这粒小小的种子，从此发芽，拔节，扬花，抽穗……孕育出悠久的农耕文化，孕育出灿烂的古蜀文明，见证了成都三千年人间烟火，还将一直茁壮、繁衍。

▲成都农田 图片来源：图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