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由“传统”迈向“先进”的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夯实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各种重大考验之物质基础，必然要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而先进制造恰恰是经济体系之“现代化”要求的核心要义。

先进制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应有之义

先进制造（Advanced Manufacturing）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与之相对的是“传统制造”（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譬如钢铁业、纺织业就是先进制造业；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和自动化为标志，流水线生产成为先进制造的典范；而由第三次工业革命造就、延续至今的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通信、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影响日益凸显，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不断深化。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依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学者们大多认为，先进制造并不只限于产业先进性，即新兴技术成果产业化后形成的新产业，如数字制造系统、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增材制造、高性能材料、半导体等，更应包括吸纳先进制造技术后改造提升的传统制造业，如与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的现代纺织业、生物医药制造、食品和工业化农业制造等。与此相关的新兴技术、赋能技术和被赋能产业共同构成了先进制造的外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旧动能的转换，不再是所谓的“朝阳产业”替代“夕阳产业”，也不是所谓新技术淘汰旧技术，而是通过新兴技术本身的产业化、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并提升后者的竞争力、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相互融合，创造出新格局下的新动能。

由是观之，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必须有新兴技术的加持，以此持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由“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转型。比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与此同时，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尤其是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再比如，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当然，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保障。

持续优化

先进制造成长环境

强化基础研究驱动。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是制造业引导创新模式，即基于制造业经验的专业知识带来的生产技术、过程和产品进行创新，是应用研究和开发与生产过程相结合的创新方式。相比制造业引导的渐进式创新，基础研究驱动的创新往往是颠覆性或突破性的。因此，真正引领先进制造，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当然，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以成都为例，1991年，国务院正式认定成都高新区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成都高新区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高地核心区、原创技术策源地、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等方面，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取得了更加靓丽的成绩。

建立“研发+制造”产业集群。大规模制造是研发成果商业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接近制造一线有利于规模化生产试验，有助于将研究和创新过程整合到实际生产环境之中。接近制造一线有助于及时发掘实践中增进的知识和产生的问题，从而激发与制造接轨的应用研究。经过多年培育发展，成都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个万亿级和航空航天、高端软件等8个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成为国家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重要基地，轨道交通装备、生物医药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软件和信息服务、高端能源装备、电子信息先后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好产业集群这篇大文章，对于成都通过先进制造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辐射带动之作用，意义重大。

深度融入全球制造业生态。在国际贸易争端频发的不确定大环境下，我国继续保持开放的市场以吸引制造生产能力和人才，依然是首选策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的开放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党的二十大报告依然把坚持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先进制造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深度融入新兴制造业国际生态环境，从标准制定、供应链合作、工艺技术开发等各环节切入、深入，成为制造业生态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都既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交汇点，又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腹地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独特的区位战略优势决定了成都一定能够通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先进制造生态，不断提高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以先进制造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