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网（记者 但唐文）12月16日报道 今天上午，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冶金考古实验室，从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铜币等文物已经开启实验室研究。

钱币成分检测

显示古人的铸钱技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杨颖东副研究员也是冶金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只见他戴上手套，抱起一个从考古现场出土的坩埚，进行了容积测量容量测定，又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成分检测。

“经过检测，这些钱币里没有锡的成分，主要是铜和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钱；而清代钱币如果含锡，就是通常所说的青钱。”杨颖东拿出一枚南北朝时期的五铢钱，也就是含锡的青铜钱，现场展示了含锌钱币与不含锌钱币的区别，含锌的钱币色泽黄亮。“锌的冶炼比较复杂，其始于明代，清代用锌参与钱币铸造，所铸钱币从色泽、硬度、耐磨性方面都有明显提高，也同时显示了古人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

杨颖东说，“通过容量测定，我们可以推测，像这种大坩埚，一只最多可以容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一万两千余枚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这是指理想状态下，而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

杨颖东拿起一只在考古现场出土的破损坩埚，里面有一些没有成型的钱币，这些就是废品，由于铜原料很宝贵，往往会将废品投入坩埚重新铸造。

清代宝川局遗址

四川地区清代铸钱机构

据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发现于人民中路一段西侧，与人民中路一街之隔就是东华门遗址。该遗址是2021年在配合基建的勘探中发现的，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春节后开始发掘。

经过为期2个月的考古发掘，清代宝川局遗址揭露遗迹有窑炉30座、炉房6处、方池6座及排水沟3条，同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坩埚、炼渣和钱币，钱文可辨以乾隆通宝为主，另有少量嘉庆通宝。

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窑炉较深，后期窑炉较浅。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炉砖残留部分流化迹象，周边有明显烧土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

窑炉内竖向装填多枚坩埚，坩埚呈炮弹状，口大底小，高30～40厘米。遗址发现大量坩埚，部分坩埚填埋整齐，并有木板遮盖；部分坩埚用于排水沟，或铺设于沟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条排水沟。

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唐彬认为，该遗址东临人民中路，北距西御河沿街约100米，从清代光绪年间地图可见位于原清代贡院西北，结合发现窑炉、坩埚及大量铜钱表明此处应为清代宝川局铸钱遗址。从部分清洗钱币统计，乾隆通宝占绝大比例，另有少量嘉庆通宝。推测该区域遗址铸钱活动主要在乾隆年间及嘉庆前期，至嘉庆后期已废弃。遗址出土瓷器也多呈现清代中晚期特征。

唐彬介绍，宝川局为四川地区清代铸钱机构，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炉40座，供地方养官、兵饷、修城之用。雍正十年初铸于成都府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炉减卯。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铜价高昂，至光绪三十年宝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杨颖东副研究员表示，通过对宝川局冶铸遗迹和遗物实验检测，发现了宝川局铸币的特征：钱币主要由铜和锌元素合金而成，铜锌比接近1：1，同时含少量铅，所铸钱币为黄钱，锡元素没有参与铸造，所以并非青钱。这是该时段产品的特征。另外从铸铜原料、锌锭、大量坩埚、30座炉子、各种功能用房、生活设施等遗迹和遗物，反映钱币冶铸要素齐全，非常完整的体现了清代宝川局钱币铸造及管理全过程。宝川局遗址规模宏大、遗迹清楚、遗物丰富，体现了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

唐彬表示，清代宝川局遗址分布面积大，窑炉及附属设施数量多，布局结构较为清晰，出土钱币丰富，为复原和研究清代宝川局的建置沿革、功能区划与布局、铸币工艺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历史风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重要参考材料。宝川局钱币广泛流通于全川各地，遗址发现的乾隆通宝多保留铸币过程中留下的翻砂、浇筑钱树等痕迹，是研究清代铸币工艺流程的难得实物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