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70多年前的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以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获取了最终的胜利。
“无川不成军”。八年抗战期间，成建制出川抗战的川籍军队、陆续应征奔赴前线的川籍军人、为抗战出工出力的四川民众，无一不是中国反法西斯力量的一分子。
除却抗战初成建制出川抗敌的30万士兵，抗战八年间，四川各地应征入伍补充到各个抗日战区的川籍士兵有260万。川军转战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区，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太原会战、广德泗安战役、安庆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襄樊战役、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晋南之战、浙赣会战、长衡会战等大小战役28个。据何应钦在《八年抗战经过》一书中统计，在抗日战争中，川军累计阵亡263991人，失踪26025人，负伤356267人，伤亡人数占全国官兵伤亡人数的五分之二。
请缨抗战 川军第一
1937年7月7日，当枪声在卢沟桥响起时，川军将领们正在重庆参加由何应钦主持的川军整军会议。7月8日上午，当何应钦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通报在场的300多位川军团以上军官时，原本各怀鬼胎的将领们顿时群情激奋。
此前，以刘湘为代表的川军将领怀揣着各自的私心和算计，混战不休、各自为政，对国民政府阳奉阴违，维护着各自的地盘，抗拒蒋介石的“军队国家化”。自民国以来，四川烽烟四起、兵戈不断。先有唐继尧、熊克武之间的川、滇、黔大混战，熊克武、刘湘驱逐刘存厚之战，后有熊克武、刘湘一、二军之战，熊克武讨伐曹锟、吴佩孚的“讨贼之乱”，杨森的“统一之战”，二刘大战……1912年至1932年的20年间，历经478次大小争战，四川军阀的混战方尘埃落定。川军也以内战而恶名昭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严于治军著称的陈诚曾声色俱厉地训斥川军：“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
然而，在救亡图存的关头，这个多年来沉迷于内斗的军阀集团，仿佛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了。第一个站起来请缨出战的是第41军军长孙震：“愿率本部官兵，出川抗战。”他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位公开表示奔赴抗日前线的将领。10日，从南京回川的刘湘立即电呈中央表达出川抗战的决心，成为全国第一个请缨率部抗战的一省军阀。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要知道，四川经多年内战，加之1936—1937年的大旱，“天府之国”早已民生凋敝、穷困不堪。川军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唯一以草鞋为制式装备的队伍。当时正在春熙路一家店铺当学徒的李砾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从1937年到1939年，我常常跟着游行的队伍到牛市口、皇城坝等处欢送出川的将士，他们有的是步枪、草鞋加斗笠的装扮，有的甚至连军装也没有，穿着自带的便服。”实际上，川军当时本质还属于军阀武装，无论装备还是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
三路出川 奔赴前线
1937年9月5日，星期日，持续半个月阴霾密布、凄风苦雨的成都上空，终于豁然开朗。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的巨幅标语下，刘湘、邓锡侯、孙震、唐式遵、潘文华等川军高级将领身着戎装，在张澜、徐申甫、陈益廷、尹仲锡、刘咸荣等省城著名人士的陪同下，肃然坐在主席台上。正经受病痛折磨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抱病讲话：“御侮救亡，为军人应尽天职！川军今得献身疆场，为民族存亡而战，一洗过去内战的耻辱，是非常光荣的！”
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平时温文尔雅，讲话啰嗦，缺乏军人的阳刚之气，川军打内战时被人称作“唐二瘟”“唐瘟猪”。这一天，他推开麦克风慷慨陈词：“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以诗明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壮士悲歌，数万军民泪如雨下。后来他也做到了，抗战时期，唐式遵各地征战，一次也没回过四川。
9月后，几十万川军士兵分3路出川抗战。一路是邓锡侯率领的22集团军，沿川陕公路翻山越岭北上；一路是第二纵队刘湘率领的23集团军（辖21军、23军两个军），顺长江东下出夔门参加南京保卫战；一路是从贵州出发、奔赴“淞沪战场”的杨森20军和郭汝栋43军。备受贬抑的川军，告别了打内战，从此奔赴伟大的抗战前线。
千里赴死 不灭倭寇不还乡
出川抗战，对于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川军而言，用“千里赴死”四个字来概括再恰当不过。
随川军出征之时，来自今北川县的王建堂当时才25岁。他的父亲王者成送他一面白布制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父亲在“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脚穿草鞋、肩挎步枪的川军，预留下给家人的遗书，在这样的悲歌中，走上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川军在抗日前线慷慨赴死之名，是川军将士在一次次硬仗中用热血铸就的。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带病出征，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下遗嘱，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刘湘遗嘱，以坚抗战决心。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意欲将日本人从北往南打的战略一举扭转为由东向西打，从而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以拖垮急于速胜的日本。最先在淞沪以血战著称的两支川军部队是川军第20军和川军第43军第26师。
1937年9月中旬，杨森的20军从贵阳出发奔赴淞沪战场，于10月10日布防于大场、陈家行一线。1937年10月15日夜，20军下辖的133师进入大场、蕴藻滨等前沿阵地，立即与日寇白川大将的第九师团和禁卫师团所属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20军这次参加上海抗战一个星期的日日夜夜，总计伤亡团长营长20多人，连排长200多人，士兵7000余人。第20军804团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川军第43军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一封来自滕县的家书
真正让川军威名远扬的是滕县保卫战，此战全由川军担负。台儿庄战役之滕县保卫战，在抗战的历史上，开了守城将士与城池共存亡的先河，也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在滕县保卫战中捐躯的川军第41军124师参谋长邹绍孟，当年一封寻常的家书后来盛传一时，鼓舞了无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而这封凝结传统精神的家书，也与民族传统精神的命运一同跌宕浮沉。
1937年底的山东，战云密布。华东日军侵占南京后，第13师北渡长江，进至安徽。华北日军第2集团军南渡黄河，占领济南。日军总兵力约24万人，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将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双方80余万军队剑拔弩张，徐州会战一触即发。
1937年12月24日，川军第41军124师副师长税梯青、参谋长邹绍孟及122师军官来到孔林，拜谒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唯有自幼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精神能支撑起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临别之际，在洙水桥上合影留念。同日，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榘弃守济南南逃，北线日军长驱直入。
1938年1月4日晨四时，第12军军长兼第20师师长孙桐萱奉蒋介石“撤退时一定将奉祀官孔德成带走”之命，将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转移，后送往汉口。4日当天日军即占领曲阜。碍于孔子在亚洲的影响，日军内部下令，不得自行进入孔府，以至众多的年轻妇女躲到孔府中。更有附近居民改姓孔，门上挂起“至圣府之分府”，以避日军。
3月上旬，日军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我军乃于3月10日前后重新调整部署，加强防备。孙震将122师、124师调入滕县城内，并任命122师师长王铭章为第41军前方总指挥，指挥122、124两个师。
时任124师参谋长的邹绍孟此时收到寄自乐山五通桥的家书，得知长子邹汝宁成绩“名列丙等”，甚为不安。3月11日夜，忙碌完一天军务的邹绍孟坐下来，伴着不远处不时传来的炮声，给儿子汝宁写了一封家书。他写道：“幼时均一味说诳，长成亦必无所成就，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望汝凡事立志向上，存极盛竞争心，不可一味贪玩，不温功课，以致每事均落人后，不知羞愤。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而是否能肩此重任，则视汝等幼时之修养造诣如何。为盼。望汝细味此旨，不晓处请汝外祖父与汝解说，牢记勿忘。”此刻的邹绍孟，似乎预感到全城将士以身殉城已经在所难免，唯有将抗战到底和建设国家的重任托付后辈。
3月14日，日军濑谷支队拂晓时分从两下店附近发起进攻，于15日傍晚到达滕县附近。16日，日军一万余人在山炮十余门、飞机十余架的掩护下，集中火力猛攻，在滕县城墙上炸开约十二米宽的缺口。守军不断投掷成捆手榴弹，终于打退日军的冲锋。17日黎明，日军以山炮、野炮及重炮五十余门及飞机二十余架对滕县猛烈轰炸，全城变成一片焦土。王铭章给孙震的电报中写道：“十七日晚，我援军未到，敌大部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当晚，占领西关城楼的日军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的王铭章等一行十余人猛烈射击，王铭章壮烈殉国，参谋长邹绍孟亦一同殉难。据1938年3月22日《大公报》称：“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三百重伤兵互以弹炸死……我三千将士生还寥寥。”
邹绍孟的信寄到成都时，加盖的邮戳日期为3月15日，几天后，信送到了乐山五通桥邹绍孟的岳父手里。而此时，滕县城破，守城将士全部成仁的消息已经传遍大江南北。时任124师留守处处长杨光明专门将这封家书翻拍，冲洗数千张，赠予前来索要该信文本的人们。
1938年4月17日，成都《新新新闻》刊出了这封家书的全文。题为“滕县殉国前六日，邹慕陶（邹绍孟，字慕陶，本文作者注）训子家书，‘立志向上’教儿曹，望将来肩当复兴重任”。《新新新闻》写道：“三月十七日在滕县抗战与王铭章师长同时殉国之参谋长邹慕陶，牺牲悲壮长烈，足传后世。详情已分志月前本报。兹复觅得邹氏于殉国前六日，致长公子汝宁家书一封，此为邹氏最后遗墨，笔力雄浑，文理极通，惜不能原版刊出，特录志如下，以飨读者。”
家书的影印件还登上了当时国内唯一的画报《良友》1938年第4期的扉页。一时间，川人报名入伍成为热潮。东北流亡学生为多的绵阳国立六中，报名入伍者尤多。
四川对抗战胜利贡献巨大
八年抗战，四川由于是“陪都”所在地，担负巨大。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国家主要经济发达地区大多被日寇占领。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大多数税收的税源所在地，几乎都已沦陷。大后方中的“天府之国”四川省理所当然成为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0年，四川上缴国民政府的国税收入平均每年8000万元（法币）以上，这还未包括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各种摊派以及社会各界的募捐收入。按抗战八年总计，国民政府的总支出为14640亿元，而四川就承担了4400亿元，占三分之一。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6%、稻麦总量的31.63%。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
从成都大轰炸到绝地反击
毛尚武（1917年—2013年）当年是驻防太平寺机场的轰炸机第二大队轰炸员，他经历了极度艰难时期对侵华日军的轰炸。
1941年1月至12月，从苏联购入的149架驱逐机和100架SB-3轻型轰炸机陆续经哈密飞抵成都。这无疑让山穷水尽的中国空军重获生机。随着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苏联自顾不暇，逐渐撤回了志愿航空队。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依然身陷绝境。
1941年12月，为了分散日军空军实力，策应英美在东南亚作战，中国空军拟定了《空军游击计划大纲》。此一计划，将主动发动游击战空袭越南、海南、广州、台湾、杭州、武汉等地机场及军事目标作为主要任务。同时不断轰炸台湾海峡和长江上的日军运输船舰。
轰炸机游击战的方式为：每次以三五架轰炸机，于薄暮前秘密推进至昆明、柳州、南宁、桂林、衡阳、赣县、吉安、衢州等基地，准备完毕。于次日晨实施游击任务，轰炸各预定目标。达成游击任务后，即回航至远后方，然后再转至第二机场，对第二目标实施游击。
轰炸机的游击战，使得日本空军加强了对重要军事目标和长江上运输船舰的空中防卫和掩护，削弱了日军轰炸机编队护航的力量，达成了对日本空军的牵制。
毛尚武当年24岁，任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少尉三级轰炸员。中国空军第二大队，装备苏联制造的SB-3型轰炸机，大队长金雯，驻防成都温江机场。
1941年7月27日晨，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接到报告：05∶55湖北野三关发现敌侦察机一架西飞。随后，慈利发现敌第二批侦察机一架西飞。松滋发现第三批敌轰炸机106架西飞。
万分紧急之时，成都附近双流、太平寺、新津机场的战斗机升空拦截，而轰炸机大队则在敌轰炸机106架经恩施后，紧急起飞疏散。其中，毛尚武所在第二大队SB-3机奉命经兰州飞酒泉降落，加油待命。10∶35第二大队SB-3机六架先行起飞，按照预定疏散空域航行。
毛尚武此时正在一架编号为B1998的SB-3轰炸机上。让他惴惴不安的是，这架飞机本来正在机场维修。直到他们起飞，这架飞机的内部通信设备仍然无法使用，起落架也无法正常收起。他们只能跟随机群往兰州方向飞行。该机飞行员是第二大队中尉二级飞行员曾致中。
由于起落架无法收起，飞行阻力大，他们只得加大油门，但是仍然掉队了，还面临油料不济的威胁。熟悉航线的毛尚武以黄河为参照，判定飞机飞过了兰州。但是由于SB-3轰炸机为轻型轰炸机，乘员无法在飞机内走动，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又逢机内通话设备无法使用，毛尚武只得将自己修改航向的建议写在纸条上，隔着轰炸舱和驾驶舱的玻璃给飞行员曾致中看，曾却并未理睬。最终，该机因油料耗尽，迫降于兰州西20公里之河口附近。毛尚武回忆说，当时飞机摔成三截，由于他所在的轰炸舱在最前端，他头部受伤，至今伤痕犹在。据当时战史记载：“B1998机损坏率约百分之六十，该驾驶员及轰炸员轻伤，均已接兰治养，射击士无恙。”
事后，飞行员曾致中受到停飞的处分。毛尚武经过半年的疗养重返第二大队。
此时，轰炸长沙附近日军基地的任务在继续筹备中。由于SB-3轰炸机航程有限，要从成都起飞轰炸长沙，不仅要选择良好的天气，还需要加挂副油箱，且返航时只能先降落在较近的桂林机场，加油后再返航成都。第二大队枕戈待旦，期待着天公作美和出击的命令。
1941年底，第三次长沙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渐渐落入了薛岳的圈套，转攻为守。1942年1月8日，第二大队大队长金雯接到命令：“湘北进犯长沙之敌军现已退集长乐街、浯口市、新市之线。我机以协助湘北第九战区我陆军追击溃退敌军之目的，对敌重要据点及退却之密集纵队予以猛烈轰炸，并求截断敌军退路之桥梁，使我陆军围歼容易。”第二大队战斗人员27人，SB-3轰炸机9架。挂50、100公斤航空炸弹。轰炸长沙以北的新市、长乐街、浯口市一带日军的仓库。
当时，第二大队全部出动，9架飞机编队出击，每3架排成“品”字形，三个“品”字编队再排成“品”字。大队长金雯所在的编队是右侧的一个“品”字，他为长机。金雯机组：少校一级大队长金雯、上尉三级轰炸员钱长松、中尉通信长林木镇，机组编号3013。而毛尚武所在的机组在金雯之左：中尉二级飞行员朱兴义、少尉三级轰炸员毛尚武、三等五级射击士霍正辉，机组编号914。
这是毛尚武第一次执行轰炸任务，即将直面仇敌，他格外激动。由于紧张，他虽然早早戴好了氧气面罩，却忘记了打开氧气阀门。当飞机在7000多米高空飞行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缺氧了。当接近目标准备投弹时，他试图用手动手柄打开炸弹舱门，突然他感觉到力不从心。他立即打开氧气阀门深深吸了几口氧气，定神之后，将炸弹投向了目标。据《三十一年八月我方空军轰炸成果报告表》：“全部命中长乐街、浯口市，被轰炸中弹起火。”
此时，8架日本陆军第54战队的中岛97式驱逐机对第二大队进行疯狂拦截。这对于没有护航的轰炸机编队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此役，第二大队虽然开创了空军用轰炸机击落敌驱逐机的先例，却付出了惨重代价。金雯机组的通信长林木镇在长乐街附近被敌机攻击，中弹多处，负重伤，于11日晚在桂林省立医院逝世。
16日晨，金雯机组自桂林基地返蓉途中，飞经贵州黎平，大雾弥漫，且飞机部件发生故障，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命机上乘员先跳伞脱险，而自己想尽力不放弃飞机，不幸飞机撞山，壮烈殉职。事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空军上校，将长沙机场命名为金雯机场。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
从此，毛尚武再执行轰炸日军的任务时，便多了一个护航的盟友——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陈纳德的“飞虎队”）。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军事介入，渐渐让在中国天空中骄横的日本空军失去了制空权。
1943年秋，中美决定共同反击日本法西斯。美国以大量空军支援中国，中国选定在成都周边修建一批轰炸机场，以便美国飞机能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成都附近修建四个轰炸机场，即新津、邛崃、彭山、广汉。
从1943年12月，四川省主席张群急召成都附近各县县长到成都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为美军轰炸机修筑机场的“特种工程”任务。到第一批B-29远程奔袭日本，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而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则是拥有50万人之众，只有锄头、扁担、撮箕的“川军”。曾参加过修筑广汉机场的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着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赳赳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1944年6月1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机队的47架B-29轰炸机从成都起飞，远袭日本本土钢铁工业中心八幡。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基地起飞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也是当时航程最远的轰炸。轰炸日本成功的第二天，蒋介石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向传义等人：“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恪守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吴志维 文/资料图片
原标题：血铸川军 勇赴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