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110万卷档案中，有五件显得挺特别。
2014年8月18日，一位德国人走进档案馆，在档案管理处处长、研究员夏蓓的陪同下，查阅了这五件档案。
档案都是关于南京人民资助拉贝一家的历史史料原件：包括南京市民得知拉贝一家经济陷入困境，自发成立劝募救助委员会的政府文件记载；时任南京市市长沈怡亲笔签署的文件，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在瑞士购买食品寄给拉贝，并邀请他回中国安度晚年；约翰·拉贝收到捐助后回复的感谢信……
德国人看得非常激动，亲笔写下一句话：在危难的时刻，不应该离开朋友。谁拯救了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世界……
德国人名叫托马斯·拉贝，约翰·拉贝的长孙，拉贝日记的保管者。他说，这些珍贵原件填补了一个空白，真实再现了南京人民对拉贝全家的深厚情感，也反映了我们之间跨国界跨民族的历史友谊。
成都商报记者 王继飞
拉贝故事
从翻查档案时 发现简讯开始
“拉贝是一个谜。”2015年8月5日，在南京山西路一家茶座里，《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传》的作者黄慧英轻轻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1988年，在南京市档案馆工作的黄慧英，翻查档案时发现一段简讯，称拉贝生活陷入困境，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安全区主席，对南京市民贡献很大，拟成立拉贝募捐委员会对他进行资助。“我从来不知道拉贝是谁。这则简讯引起我的兴趣，我开始收集相关的信息。”
据南京市档案馆李晓群撰文称，1947年拉贝的一位朋友迈尔（Maier）给当时的南京市政府秘书室李培基专员诉说了拉贝返回德国后即被纳粹分子拘禁，出狱后生活十分贫困，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我们的老朋友，更不会忘记在困难时期帮助、保护过我们的国际友人。”
黄慧英没有想到，她的兴趣居然引出了一桩尘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秘密。1988年12月，黄慧英在《南京史志》上发表了题为《南京沦陷期间一位德国友人拉贝》的文章，第一次提到拉贝记有日军暴行日记。至此，有关拉贝的事迹，开始抽丝剥茧般，渐渐浮出水面：1996年4月，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信联系到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读信后夫人第一次从舅妈手中借来日记阅读，并用15个小时，将2000多页日记一张张影印出来；1996年12月12日下午，莱茵哈特夫人在纽约向各国记者展示了她外公当时所记的2117页战时日记，其中记载了从1937年9月21日到1938年2月26日共159天里发生的500多个惨案；其领导的“国际安全区”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救起20多万生命。日记的公布，立即引爆全世界。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走近拉贝。
德国商人拉贝1909年来中国时才27岁，离开中国时已经56岁，曾经的头衔是南京西门子公司经理、南京国际安全区第一任主席、纳粹南京小组代理组长。
拉贝在北京结婚，他的儿孙在中国出生、成长。他如同一棵大树，根枝扎进了中国的土地。
1937年11月22日，拉贝收到了55岁的“生日礼物”——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职务。黄慧英曾经与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探讨过为何选拉贝当国际安全区主席的事情，“拉贝做过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而且擅长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另外拉贝是德国人，又是纳粹党员，日本人肯定会买账。”
拉贝又为何要接下这天大的责任？在拉贝日记中，他写道：“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亲爱的道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
但拉贝当然没有想到，他肩上的重担如此之重，日军的暴行如此恶劣。
“1937年12月16日，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到处是处决的场所……”
“1937年12月21日，很明显，日本人正在纵火焚烧城市，可能仅仅是为了抹去他们洗劫掠夺的痕迹……”
救命包裹
从南京寄往柏林
1938年4月15日，拉贝从中国抵达柏林。在5月，拉贝作了三场报告，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还于6月8日寄给希特勒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寄希望于希特勒能够出面。在德国联邦档案馆里，存放着这份报告书的原件。报告书的右下角，盖有4X5厘米长方形的德国外交部收文印戳，标明内容为“一封信”，收文编号为“48”，说明这份报告确实曾递交给德国政府。
与黄慧英私交甚好的莱茵哈特夫人回忆称，6月的一天，两个穿黑军服的纳粹党卫军冲进家门，搜走了拉贝的几本日记和日军暴行照片，拉贝也被带走。莱茵哈特是拉贝的长孙女，曾独自与拉贝一起生活了好些年，甚得拉贝的喜欢。当时她7岁，吓得呆在那儿不敢上前。在被秘密审讯好几个小时后，拉贝被保释。至此，拉贝对希特勒的幻想破灭了。
这次的被捕，对拉贝的打击很大。拉贝开始保持消极态度，在外人面前闭口不谈思想，长期克制自己。1941年，拉贝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战时日记。
被释放后，西门子公司没有安排与拉贝能力相符的职位，家里的生活开始艰难起来。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情绪低落：“在南京我是成千上万人的活菩萨，而在这儿我是社会遗弃者，是贱民。我实在太累了，若是不让我继续工作，我真不知道我们靠什么生活。”
家里陷入了凄惨状况。拉贝如实写道：“现在道拉（拉贝之妻）只剩下44公斤重！我们都是面黄肌瘦！夏天快要结束了，冬天将会怎样？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生火的材料、食物和工作？”
黄慧英在《拉贝传》里这样描写着拉贝的状况：他因营养不良而患了皮肤病，悲观和压力摧垮了他的身体。在南京时他是一个传奇人物，而在德国，拉贝成了一个垂死的人。
在这种困境中，一个食品包裹单从天而降，给拉贝全家带来了希望。1948年初，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很快南京募集了2000美金。2000美金不是个小数目，但由于德国战后状况恶劣，口粮分配不足，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当时的南京市长沈怡在1948年3月得知情况后，以最快的方法，在瑞士购买4大包食品寄交拉贝，并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全家陪他来中国安度晚年。
在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里，收有拉贝给沈怡的复函。信中说，包裹已抵达法兰克福。“我们只有收集野果，为孩子们加汤。而我们大人都靠干面包与汤度日，最近连面包也难以得到了。您一定能想到，获得食物包裹对于本人具有何等重大意义！”在收到包裹的当晚，拉贝又给沈怡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全家均感无限快慰。拉贝说，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从1948年6月起，直到1949年4月，拉贝每月都收到一个救命的食品包裹。正是这些食品，帮助拉贝一家度过最为艰难的“柏林危机”。
1997年9月10日，莱茵哈特夫人在南京市档案馆亲眼目睹了这些珍贵史料。陪同莱茵哈特夫人的黄慧英回忆称，夫人一下激动得眼眶发红，“她说她去取过这些包裹，大概是4到6个，或是10个。这在当时是很宝贵的。不过对拉贝来说他得到的远比这些物质更重要的东西，是精神上的。这说明还有人把他当作道义高尚的人，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这使他很感动，他的皮肤病也在那时好了。”
1950年1月5日，拉贝倒在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里，死于中风，享年68岁。
新年贺信
来自600多名难民
如今拉贝在中国家喻户晓。虽然他已离世65年，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写成书籍，他的日记被翻译成中、英、法等多国文字出版；他在南京的住所被重新找到，修整一新，变成拉贝纪念馆，成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拉贝纪念馆馆长杨善友说，就在这座宅院里，拉贝收容了600多人，“由于他的得力呵护，在他院里的难民，没有一个伤亡。”拉贝也曾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记录：“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
而拉贝的贡献远不止此。“拉贝的身份特殊，德国人，是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小组长。因为日本与德国的同盟关系，拉贝的身份就决定了他的日记的可信度。其他的外国人，比如魏特琳，都受到过日本人的恶劣对待，但拉贝就没有。章开沅先生，也就是贝德士（接替拉贝出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的学生这样说道：拉贝日记和贝德士文集，就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实际上也充分说明了拉贝日记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杨善友这样说道。
由拉贝领导的国际安全区，收容了大约25万难民，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光。黄慧英认为，由于国际安全区的设立，也保护了很多重要的建筑。国际安全区位于南京城的西北角，是南京城内环境最幽雅的地区，大量近代优秀建筑、宁海路、颐和路一带上百幢民国时期小洋楼得以保留下来。据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密斯于1938年6月完成对1937年12月南京城郊在日军暴行中受祸情况的调查，除了安全区为10%和门西区为78%外，南京城内各区房屋遭破坏都超过90%。
1938年1月1日新年，拉贝收到了600多难民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新年贺信：恭贺艾拉培先生，新年百镒。落款为：1938年本院难民公祝。“当我从鞭炮的火星中走出来时，全体佣人和职工排成隆重的队列，向我行流行的新年磕头礼！”
这份贺信，现存放在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院拉贝纪念馆内。
两棵法国梧桐枝繁叶茂，将这幢德式三层斜顶洋楼搂入怀中，努力保护其受烈日的侵犯。楼前立着一尊铜像，底座上，金黄色的约翰·拉贝字样十分醒目。
来自德国的女孩纳翠莎，迈着小碎步跑过去，要与铜像合影。“我知道他，约翰·拉贝。我读过他的日记。”纳翠莎笑笑，“他挺伟大的，救了不少中国人。”
得知拉贝故居还在，纳翠莎特意前来瞻仰。“拉贝在德国并不出名，如果不是拉贝日记被曝出来，我估计也不会知道他。”“我不能确定，换作是我，会不会像他那样的勇敢。”纳翠莎望着这个幽静的小院，试图去感受77年前她的同胞是如何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原标题：隐藏在百万卷宗里的拉贝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