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日电（记者 任沁沁 白旭） 91岁的齐邦媛，一生颠沛流离，却铭记着一个瞬间。
1945年初，战事依然紧迫，内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随时可能撤离。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诗篇，只字不提可能降临的炮火。
然而，当读到华兹华斯《玛格丽特的悲苦》最后两句诗时，他突然流下眼泪，取下眼镜，把书阖上，快步走出教室。
这篇诗稿写的是一个女人七年没有儿子音讯。最后两句翻译成中文是：“如果有人为我叹息，他是怜悯我，而不是我的悲苦。”
“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中也似有强韧的生命力……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当时师从朱光潜的齐邦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2009年，年过八旬的齐邦媛出版了30余万字的《巨流河》，以一生之苦难经历，映照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历史。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以上（其中平民伤亡3000万人以上），以1937年7月美元折值计算，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除此之外更有文化大劫难，众多图书典籍、重要文物、古建筑，尤其是各级学校惨遭轰炸令人发指。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之外，一曲动人心魄的灵魂守护之歌却从未停止吟唱。
迁徙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机轰炸天津、南京时，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也未能幸免。
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中国的大学顽强抗争，艰难成长，一批学人在颠沛流离中坚持“笳吹弦诵”。
“迁徙”——政府、工厂、企业、学校、文物，大规模内迁，前往西南，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这是《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陆续南迁，第一年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
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35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徒步穿越中国最艰苦的地区，至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次年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此后八年间，他们在泥墙教室点亮知识的长明之灯。
随着日寇入侵深入华北、华东，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原本主要分布在沿海及华北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
年轻人三五成群，穿越封锁线；有的教授忍痛抛妻别子，随大学西迁。
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时任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实验家畜，决定把它们搬迁到大后方去。
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的11月中旬，这些职工赶着牛、猪，终于到达了重庆。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
至1941年初，战前108所大专院校，有77所迁徙。绵延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责，由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时期中国大学所担当，成为非常时期稳定人心的力量。
二战期间，很多国家很快就被占领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而像英国，因为隔着海，没被占领，只是被轰炸了，大学只需略为疏散，没必要整体搬迁。苏联的卫国战争相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时间要短，莫斯科大学在外流浪的时间是一年半，而北大、清华等在外流浪时间是9年。
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
原标题：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聆听抗日战场之外的不辍弦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