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诀别
飞机起飞了。飞往深圳。我计划从深圳坐船去香港出关，目的地法国。
流亡的中国影后。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一个月50元工资时我没有改国籍，去美国法国办个人影展我没有改国籍，我的自传《我的路》挨批判我没有改国籍，我们这一代明星几乎都出国发展了……我一直留在中国。可是现在，我正在逃往国外。
我的祖国，不要我了。他们……他们……他们非要把我当成罪犯。把我变成人民的敌人。
他们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把我变成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我不是罪犯。我真的不是敌人！我没有犯法！
无尽的酸楚。这种心如刀绞的滋味，有谁尝过？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辈都是川东地下党的重要成员，是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江姐等人物原型的上级，是开国元勋。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得活着。
只有活着，才能救全家，才能洗雪自己的冤屈，还我的清白。
想起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在大街上排队舞动红绸，欢迎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个政变后流亡的元首。
5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度，重新担任了一把手。
可是，我这么仓皇出逃，祖国，我最亲爱的中国，还会让我回来吗？
…………
飞机穿过云层，在高空飞行。
倦极了的我，终于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也顾不上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跟踪我的人。已经在飞机上了，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会到达深圳码头，难不成他们会在我出关的时候，伸开双臂拦着大喊一声“不许出去”吗？
可笑。花这么大力气对付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赤手空拳的女人，太没有风范了。杀鸡还用得上原子弹吗？
我做了一个梦。恍惚中我到了法国。靖军也来了，晓红也来了，可是阿峰呢？阿峰怎么没来？
睁开眼睛一看，旁边的阿峰满脸都是泪水。他在哭！而且哭得特别伤心！
他紧紧地抱住我，弄得我满身满脸都是他的泪水。
他是在和我告别。
是啊，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得来了，这辈子说不定再也见不到面了。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拼了一条命送我去那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此情此景，怎么会不叫人痛断肝肠呢？这就是生离死别啊。
我也紧紧地抱住他，心里说：“阿峰，你的情义我不会忘记的。”
毕竟我们两人才好了一年多，相互之间也没有过任何承诺，他对我没有责任，他和这个案子也没有任何瓜葛。他还年轻，才刚刚40岁，他应该、也可以有更好的前程，拥有安宁幸福的家庭。
我离开了，他才会一天天好起来，而我将一天天烂下去。怎么可以拖累他呢？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抚摸他的头发。
这一幕景象直到现在都异常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阿峰坐在我的右边，空中小姐送餐来了，我们谁也没有吃东西，只看见他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不停地滴在小桌板上、餐盒上、衣服上、我的脸上、身上……
这些画面已经刻在我心中，成为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章。
刚出深圳机场，猛抬头，一群朋友捧着大束大束的鲜花在门口“严阵以待”。
乍一看我竟然吓得倒退了一步。
唉，做贼心虚啊。
“不是说好的不要来接机吗？”我嗔怪地看了朋友一眼。
“嘿嘿嘿，大家都热爱你嘛。本来还要多，都被我拦回去了！”朋友说。
我只能无语……
热闹地寒暄、叙旧，我被前呼后拥着坐进了他们的汽车。执意请大家回去，有几位朋友坚持要送我到码头关卡，实在推不掉只好同意了。
领头的朋友叫李治平，是我在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战友，现在深圳工作，著名的摄影家，同时也被我誉为“社会活动家”。他说码头那边全都打好招呼了，船票也已经买好了，正等着我过去呢，都不下班了。
还有一位朋友就在深圳机场工作，那天他当班，正好可以接我。
另外一位过去没有见过，是一位企业家，接机用的就是他的车，大家还开玩笑说“真是太荣幸了，老板亲自开车”。
机场离码头很近，十来分钟就到了。
一到码头，负责人就迎了上来，看见真的是我，整个海关都轰动了。
压抑着汹涌澎湃的紧张，我满面春风地和大家打招呼。
负责人把我们请进了贵宾厅，工作人员给我们倒茶，请我先在这里坐一会儿，他替我把手续办好，把行李送上船，快开船时来叫我。这样的话，我一上去就可以开船，40分钟到达香港。
我问他船几点开，他说7点整。还有20分钟。
一大群工作人员都进来为我服务，有几个干脆说来看明星，我连声对负责人说谢谢谢谢。
负责人说：“谢什么？你坐我们的船是我们的荣幸。要不要吃些水果？”
我忙说：“不用了，快上船了。谢谢你啊。”
负责人向我要证件，我把护照、法国身份证、机票都给了他。他再次请我好好休息，需要什么向服务员要。我再次起身说谢谢。于是他拎着我的大箱子出去了。
我们喝茶，继续聊天。
朋友说：“怎么每次来都这么急，请你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满面笑容地说：“等我回来，一定！一起吃顿饭。”
我看看表，10分钟过去了。
心跳开始加速了。
“喝茶喝茶！”我对大家说。我们又接着天南地北地侃。
再看看表，又是5分钟过去了。我和阿峰对看了一眼。
又过了几分钟。
一位朋友问：“都弄好了吧？”
李治平说：“放心，刘小姐不上去，船是不会开的。”
大家都说对对对。
7点整。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问大家：“船不会已经开了吧？”
一位朋友说去看看。一会儿，他笑容满面地回来了。说船没开，快开了，看见我的箱子在船舱我的座位前面放得好好的。
我站起来说：“那我们就上船去吧？”
朋友们说：“不急不急，证件船票还没有拿来呢，放心，他会来叫我们的。”
我坐了下来。呼吸开始不均。
静默了片刻。再看看表，又过去了10分钟！7点10分了！
我又问：“船经常晚点吗？”
机场朋友说：“不晚点啊，不过，特殊情况除外吧。”
太阳穴怦怦跳动，我感觉头晕脑涨。
看看四周，屋子里一直川流不息的工作人员一个都不见了。现在大约是7点30分了吧？“要不去找个人问问？”有朋友说。
我赶紧说：“算了，他们会来的。”
“这个码头，工作效率真是太低了！下次不坐他的船。”一个朋友发牢骚。
“写篇稿子登在报纸上，或是向机场领导反映。”李治平大声地说。
大家的话越来越少，后来干脆都不说话了。
有人肚子咕咕叫，已经8点多了。
一个朋友用手机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他约了人8点吃饭，现在无论如何也赶不过去了，在电话里他使劲道歉，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
9点了！
一个朋友出去看了看，回来说：“船已经开了！怎么搞的？”
另一个朋友站起来说：“找个人问问？”
“一个人也没看到。刘小姐的箱子已经拿回来了，放在大厅。”
我的头都快裂开了。相信此时的我一定是脸红筋胀，像个关公。我没敢看阿峰，此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明白我是出不去了。
也好。就留在中国。和靖军晓红一起承担。脑袋掉了不也就是碗大个疤吗？
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吐出一口长气，心里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我相信朋友们也发觉这次有点儿不对劲。他们肯定很后悔今天来接我。
又过了好久。有人来了。
来的是码头工作人员。这个人刚才好像进来过。曾经挂满笑容的脸现在十分严肃，他要我的所有朋友们把身份证都拿出来交给他，并且告诉我们只能在这里待着，不要出去。也出不去了。
朋友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不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正在和北京交涉，等有关单位回话。然后就拿着身份证走了。
大家只有坐下来，面面相觑。互相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屋子里特别安静。静得我都听得见手表“嘀嗒嘀嗒”的声音。这一段时间是那么那么地长，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
过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除了我和阿峰，朋友们都挺直身体伸长脖子往外看。
工作人员拿了好多盒饭过来，一一放在桌子上。“先吃饭吧！”然后就出去了。
大家都不说话。几秒钟后李治平对着门外说：“谢谢啊！”
“×总今天最亏了，自告奋勇来接机，耽误了请客，还饿了一顿，鱼翅燕窝多好吃啊，跑来吃这个便当。”李治平一边吃一边说。
×总大口地吃着盒饭，也没有说“没关系”“我不饿”什么的，大概是肠子都悔青了，也饿得受不了了。
我歉意地看了×总一眼，心里想你不来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可是这些热情善良的朋友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我象征性地吃了两口。本来一点儿食欲都没有，但完全不动筷子太暴露心里的秘密了，所以还得划拉两下。
这顿盒饭，恐怕也是码头上请的吧？他们今天也够倒霉的了，耗了这么长时间下不了班不说，还得破费给我们买盒饭，我们好几个人呢！
吃完盒饭，又等了好久好久，那个负责人来了。一进门他就一迭声地说：“刘小姐，对不起，你不可以出关！”
一个朋友问：“为什么？”
负责人说：“我们也不清楚。问北京方面，他们答复说，刘小姐自己知道。”
我一下子站起来。知道？知道什么？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有关部门向我说过任何正式语言。我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对我这样？连问都不知道到哪里去问。靖军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都看着我。
但是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的表情也很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脸皮变得这么厚。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吧？
我问他：“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声音非常平静。
“当然可以。刘小姐的箱子我们会送到车上。”然后他把所有的证件都还给我和大家。
我和阿峰交流了一下目光。我们精心策划的出逃计划就这样彻底地失败了。
原标题：刘晓庆新书曝光逃亡内容：在深圳码头被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