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大学图书馆，一位青年教师（前）在查阅书籍。
学历高、视野开阔且思想活跃，是大学教师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是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生力军，渴望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中实现个人价值，被寄予承载高校乃至国家、民族未来的厚望，但伴随这些“高、大、上”的标签，“压力山大”、困惑不解也随之而来，“青椒”成了网络戏称占据高校大半壁江山的青年教师的代名词。
科研经费难觅、职称晋升通道拥堵、教学评估难测、生活压力大……这些成长中的“囧像”让象牙塔内的青年教师屡见各类媒体。这些困顿是让“青椒”们脚步趔趄、心生乏意，还是让他们坐着“冷板凳”不忘初心，依然憧憬“诗和远方”？
为此，记者走进辽宁部分高校，走进青年教师群体，还原“青椒”们的真实工作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探寻如何强化他们的职业自信，以及作为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文教薪火世代相传。
青年教师压力几何
教学：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付出与回报难成比例
600起床跑步，630开始吃早餐、查资料、写论文；
730赶到学院，800—1100上2节课，大课间20分钟去找系主任及院长签字报销发票；
中午吃完饭后在办公室撰写由副院长牵头的课题报告；
下午到另一个班上3节课。课间要赶在财务处下班前去报销发票；
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备课，回复学生的邮件；电话24小时开机，处理学生的各种突发事件；
2100—2300继续写学术论文，准备下周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所需各种材料……
这是辽宁某高校32岁教师吴鲲鹏一天满满的工作安排。
“不能说天天如此吧，至少每周有个三四天。”小吴老师有些无奈。
“学院一些有名的教授，今天给这个企业上上课，明天给那个公司搞个培训，一年下来就够我们挣几年的，很多教学工作都压在我们新人身上。”辽宁某高校的青年教师贾茹也有同感。这学期，他上3门课程，同时还兼一个班的辅导员，周一到周五，他的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2013年，29岁的齐平从上海一所高校博士毕业，来到辽宁某大学。从农村孩子到博士毕业，再到大学任教，小齐老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本科到博士我的专业都是统计学，刚工作那会儿，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自己的所学终于可以好好传授给学生了。”那时候，他带3个班的课，还兼学院辅导员。为了把枯燥的统计课讲得生动有趣，他使出浑身解数，泡图书馆、做课件、下视频，并把课堂内容与有趣的故事、社会热点相结合。年终学生打分，他位居前列。
然而在申报副高职称的时候，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表格里面对发表论文数量、是否核心期刊以及申报课题级别如何考评加分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对教学情况却没怎么提及。”
春节聚会的时候，一位已在数学系当了5年讲师的老乡的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只要你上课别出啥事故，年终考试给学生出点简单的试卷，别让他们挂科，课上得好不好并无多大影响。平时咱们这些老师是泡图书馆、做实验，可人家都是在搞自己的课题。”
“教学工作虽然不难完成，但是耗费精力和时间，为了上好一节课，可能得花费3天甚至一周的时间来备课。现在给学生上课就是个良心活，大家心里都清楚，最和自己切身利益和前途挂钩的就是职称。现在上一堂课也就20多块钱，很多人就把教学当作副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上，这也是一些青年教师私底下所说的生存法则。”辽宁某高校31岁的高老师坦言。
生活：三期叠加压力大，渴望能再“体面些”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爸妈撒谎说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了。”32岁的小何老师老家在河南，目前在沈阳一家高校中文系教书，已步入大龄的她，目前仍然单身。
“回去过年就怕亲戚邻居问这问那，更怕父母催婚。我读完博士就已经30岁了，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都得耽误个一两年，现在女博士学历高，交际面也窄，所以也就成了大龄‘剩女’。”
大连某高校青年教师曲成新2015年博士毕业来到该校工作。妻子目前还在北京读博，孩子刚刚3岁，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我爸妈都是农民，他们拿出了全部积蓄、四处借钱帮我凑齐了购房首付款，现在生活支出加上房贷，每月的花费近8000元。”小曲在学校外边找了个兼职，挣钱贴补家用。
“现在的青年教师，哪一个不是读了20余年的书才到高校的？可是一旦到了高校，除了工作压力外，结婚生子、购房买车等，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连某高校的教师萧明忍不住倒起了苦水。“细细算来，现在每个月我所有工资补贴加在一起不过5000元，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1.4万元。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青年教师，有的在民办培训机构做兼职，有的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然后让学生帮忙打理和推销，还冠以勤工俭学和大学生创业的名义。年轻老师一旦选择这条路，还谈什么学术呢？”
记者约曲成新访谈时，正赶上他在整理各种发票，餐饮、住宿、打车、购物等，各式发票忙了一下午。“目前我最苦恼的是报销科研经费，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对的。文科方面的科研经费一般都是1万元到20万元之间，很多文科项目需要的物质设备少，却极消耗脑力，现在项目结项管理越来越严，每做完一个项目都要脱一层皮，一想到报账的繁琐严苛就浑身不自在。”
“我们那个博士班的同学找工作，首先不是看学校的名气，而是看哪个学校给的安家费高，哪个学校能够提供住房。”刚刚在辽宁某地级市找到工作的秦中告诉记者，来到这里，学校兑现了承诺：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和1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你也可以说我势利，但是我都34岁了，还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与他同期毕业的10位博士，7位都去了三线城市。
“刚择业时，看到身边一些同学留在了北京，心里也默默发誓，都读到博士了，一定要留在这里。”可择业过程中的一次次碰壁，让今年34岁的山东人张军逐渐清醒下来，“想留北京，重点院校基本没戏，人家不是要‘海归’，就是要求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学术带头人，去一般院校顶多做个辅导员，心里有些不甘。现在我在沈阳一个月工资基本能买一平方米房子，爱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工作，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张军如今在沈阳某211院校土木工程学院工作。
今年寒假小张老师带着家人去了趟上海，“这期间我拜访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学，他们夫妻也都是农村的，留在上海工作后倾尽两家的积蓄买了一套面积约60平方米的房子。那个楼是1980年建的，略显破旧，结构也不合理，父母来时就在客厅放一张折叠床。他们两人每天都在学校，很晚才能回家，35岁了还没要孩子。”
吴鲲鹏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青椒”面临的困境。他来自河南农村，上博士之前已经结婚，爱人在老家。“现在读博士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像我那一届，183个博士，有103个都有孩子和工作。”
博士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打算，选择了杭州的一所学校。然而刚在学校工作两个月，他就感受到巨大压力，“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千元，爱人无法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孩子也无法照顾。”
“我的一个同学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他老家在江西农村，还要补贴父母，为了多赚点钱，超负荷工作，教了很多课，也申报了很多课题，3年后积劳成疾，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小吴老师决定离开杭州，来到了辽宁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两年后，他用学校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购买了一套将近160平方米的房子，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房。
“没有了生活的压力，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能安心读书了。”毕业不到5年他就评上副教授，还获批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仅在核心期刊就发表了20余篇文章。
谈到这5年“逃离”一、二线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经历，小吴老师感觉还比较满意。“对于那些仍然在一、二线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门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师，我深切理解他们的艰辛和诉求。现在传播技术如此发达，不管在哪里都能便利地获取各种学术资讯。也许他们可以走一条迂回的道路，先到一个压力小的地方把生活安顿好，把身心调整好，等经济和学术上都有积累之后再尝试回到一、二线城市重点大学。在二本院校，学术平台的影响力、工作单位的知名度确实影响项目的申请和成果的发表，这是到三、四线城市二本院校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只要足够努力，这些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
职称：希望与失落，在年复一年的努力中循环往复
清晨，辽宁某体育院校的乔老师一大早把4岁大的女儿送到幼儿园，然后赶到学校上课。上课之余，他还要抽出时间带半身不遂的父亲去做康复。“这点生活压力对我来说不算啥，都可以克服。真正的压力来自学校，比如科研、课题和晋升职称那些事儿。”
乔老师说，现在学校采取的都是“定员定编”，“一个萝卜一个坑”，也就是说关于岗位和职称都是限定好名额的。比如他们教研室，假设有3个副高指标限额，如果名额满了，无论青年教师多优秀，都难有晋级机会。
“如果每天只围绕着教学和科研做事我会很快乐的。”乔老师对于“单纯”的高校充满向往，“但各种评估、各种考核扰乱了我的工作和我的心。”从申请课题到报销课题经费，从写作到联系出版，科研得跟着程序跑，让教师们无法淡定。不少时候，各种评估、考核、完成课题、出书的终点只有一个——评职称。
青年教师必须面对的现实是，高校高级职称有一定的比例限制，经过多年职称评审，名额已基本饱和，只有等待老教师退休，空出若干名额。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希望与失落，在年复一年的努力中循环往复。
目前，多数大学规定博士生毕业进大学工作后先当讲师，3年后可申请副教授，而实际上很多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的年限在4至6年之间；晋级副教授5年后可申请教授，而7至9年后才晋级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这个学校，现在助教、讲师有400多人，学校每年还要招收50多名青年教师，而学校每年获得副教授职称的老师不到20人。”辽宁中部一所高校的副校长有些无奈。
“每个学期开始，学校人事处、科研处都会下文件、开会，强调科研、论文、课题的重要性。在我们这里，你如果要想评副高，必须有1部专著、3篇全国核心期刊论文，同时还要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在沈阳某高校工作了3年的教师余启明说。
“年轻教师申请课题中标率太低。课题申请一般都会看申报者承担过哪一级的课题，那些默默无闻、白纸一张的年轻人很难入评委的法眼。自己拉不来课题，只能跟着老先生们做。尽管可能活干了不少，但发表论文时署名排在最后一个，因此奖励和排名总是靠后。”刚刚完成一个省级课题的青年教师李洋心有不甘。
小李老师的电脑里，存着每一年学校发布的职称文件，“每年我们学校评定职称的申报条件都有变化，以前要求论文3篇，现在则要求5篇，其中3篇需要发在核心刊物；以前学校要求有课题即可，如今则要求必须有省级课题，甚至是国家级课题。学校晋升职称的标准越来越细，越来越严，这其实是个表象，名额就那么多，要求却越来越高，只能让老师们想尽各种办法，这也导致一些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指标细化了，标准严格了，这样才能够保证学校的学术研究成果在省里或者全国有位置，然而这样‘唯GDP主义’逼出来的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真正的学术价值又有多少呢？又有多少老师背离了最初的专业和爱好，为了完成指标才去搞研究的呢？”辽宁某大学一位已退休的副校长这样感叹。
给青年教师更好的人文关怀
他们更看重“今天的机会和明天的希望”
每逢周末，东北大学“青椒”丁进良最多只歇一天。在东北大学，“忙”得没有周末是常态。
办公桌上，几本与他专业并不相关的专业书籍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其中一本名为《催化裂化装置操作工》。“这是为外地一家公司做炼油生产过程全局协同优化运行的课题项目。研究这些课题项目，就要了解运行原理和操作流程，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丁老师说。
丁进良，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出生于1976年的丁进良笑称自己到了不惑之年，再说“青椒”有几分“装嫩”。
“通常副教授要5年才有资格评教授，而我3年就破格评上了。”在大多数人眼中，丁老师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但丁进良却毫不讳言，自己也曾经历过不少困惑和苦恼。
“2004年硕士毕业时，导师柴天佑院士找我谈话，认为我该走学术之路。那时，也有几家单位想要我，工资有六七千元。可我当时并没多想，按照导师的意见留校了。”
1500元，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丁进良傻眼了。“幸好吃住都在学校，学校提供青年公寓，一室一厅30多平方米。”留校后，丁进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科研上，没办婚礼，没有蜜月旅行。
“2010年，我的工资才3000多元。到了2011年，提了副教授，一下涨到5000多元，我当时就震惊了。”丁进良说，直到2011年，他才有了小宝宝，之所以这么晚才要，主要还是住房、收入、时间都很紧张。
与丁老师谈起“青椒”的现状和未来，“坚持”是他使用最多的词汇，“只要坚持不懈，终能厚积薄发。”
丁进良说，毕业留校后的八九年间，他总是比人家“慢半拍”。“单单完成博士学位，我就用了7年的时间。”进现场、泡实验室、跟着项目走，博士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和别人相比，他没有时间写论文，看着别人博士学位顺利拿到，自己也免不了着急沮丧。但正是由于不断地实践操作，所有的蛰伏和积累最终都转化为了科研成果。
2014年，丁进良破格提拔教授，积压已久的“压力”终于释放出来。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说，高校青年教师更看重的是“今天的机会和明天的希望”。“对于青年教师，需要事业发展平台和上升机会、渠道，以及职称的发展空间。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评价环境和发展环境，平等竞争的环境。”
赵继说，东北大学设立青年教师VIP通道，青年教师可以通过第三方评审，直接由助教或讲师升到教授。“这个也不是年年有，前年我们评了一次，评出学术方面青年教授10名，教学方面的2名，年龄最小的不到30岁。”
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林群也认为，青年教师的状态决定了高校未来的走向，高校管理者要从积极培养、大胆使用、关心生活三个方面，关注青年教师的发展。
“高校管理者过去习惯的培养方式是以工作为中心，一切都讲奉献和牺牲，关心个体特点相对少一些。”林群说，这样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全面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管理者过于从管理角度看问题，缺乏人文关怀。”
多把尺子量老师“教课任务重，实际收益低，长此以往，青年教师就会对教学失去热情。”沈阳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刘天华说，“其实，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关注这些问题了。”
“多把尺子量老师”，是刘天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凭上课能不能评上教授？对于课题少、科研项目少，但是教学上突出的青年教师，我们确实应该予以一些倾斜，让他们在研究优质课程的同时也能受益。”
再过一两个星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力春副教授职称就能“落地”了。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是王老师的晋升之路颇为曲折。王老师当年所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他凭借对古代文学的热爱和深厚的功底，并经过苦读拿到文学博士，教起了古代文学。王老师调侃自己是一枚“奇葩”。
但是学生不这样认为，每逢王老师的古代文学课，教室里都座无虚席。学生喜欢王老师的上课风格，“王老师穿着大褂，拿着扇子，颇有点羽扇纶巾的感觉，特有范儿。再加上王老师讲课总是娓娓道来，有嚼头，有故事，让人过耳不忘。”上过王老师课的学生感慨，能遇到王老师是他们学生时代的幸运。
虽然王老师的课上得好，但是毕竟是“半路出家”，他的弱项是科研能力和写论文，“如果在别的学校，可能评职称就有困难了”，正是由于沈师大优秀教师的加分机制，让王老师获得破格提拔。
林群说，青年教师能力各有千秋，有的擅长讲课，有的擅长科研，千差万别，就应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像我们这样的非重点大学，青年教师能做到科研、教学二者兼有实属凤毛麟角，要让他们在擅长的领域中发挥到极致。”
对于传统观念认为大学教师的第一任务是“站好讲台，把课教好”，林群则认为，实践证明，这恰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他们一直在读书做课题，是被灌输者，大多没经过系统性的教学训练。
“青年教师的优势是他们的年龄，这个阶段正是思想最活跃、创作力旺盛、具有创新意识和灵感的时期。”鼓励青年教师做学术和科学研究，是林群在沈师大推行的又一举措。“青年教师刚刚走出学校，继续做科研、搞课题是顺势而为，一旦教学任务过重，恐怕会将青年教师架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压垮，极有可能教学没搞好，原本扎实的基本功也都荒废了。”
为此，沈师大设立了科研、课题以及项目的奖励基金。“这样，一碗水端平，有利于学校老师间良性竞争。”林群说，最后获得这些奖励基金的70%是青年教师，这不仅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也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
要解困更需暖心
对待“青椒”，不仅要解困，更要暖心——许多受访者表示，压任务、上担子前要先为“青椒”解除后顾之忧，创造可以让其积蓄力量的环境。
赵继坦言，许多青年教师多年苦读，一出校门就面临结婚、生子、买房三大难题，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作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更需要的是“体面”的生活，渴望实现个人价值并得到社会认可；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解决温饱，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认可。
不少人认为，同社会其他行业收入比较，青年教师并非惨不忍睹。虽说薪水不是很高，但有象征资本，比如说象牙塔内知识分子这个光环，就羡煞旁人。但在功利主义的喧嚣中，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正是一些青年教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
购置住房，提供安家费，在收入政策上向“青椒”予以倾斜，这些实打实的“民生工程”许多大学都在做，而且有的也做出了经验。
“重点采取提高团队参与度、开辟人才特区、资助专注于探索性研究的青年教师等举措，着力打造一流的人才队伍。”东北大学副校长王福利说。学校每年投入16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新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重点项目培育基金和创新团队培育基金。政策实施后，学校申请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3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比大幅提升。
“作为年轻人，压力大点、多吃点苦并不是坏事，教学、科研、家庭等因素既是压力，更是动力。”小徐虽是辽宁某民办高校的老师，而且只是一名硕士，但对工作和生活却积极乐观，工作两年多时间里，参与两个省级课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4篇文章，还被评为学校“青年教学能手”。“我们学校那些有名的教授不都是从青年教师走过来的嘛，不能只看到人家现在风光的时候，他们全是凭借吃苦奋斗才有今天的，一想到这些，我也就能踏踏实实搞教学、做科研了。”
原标题：读懂青年教师的“诗和远方”（人民眼·高校青年教师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