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伟东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专家，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报首席观察员
自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试运行以来，我国又先后批准设立广东、福建和天津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覆盖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核心区域。2016年8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辽宁省、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标志着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了连点成线、深入内陆的发展布局。霍伟东表示，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一种“境内关外”、税收优惠、特殊监管的多功能经济特区，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践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引领经济发展潮流的战略举措。上榜国家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对四川、成都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报首席观察员从三个维度深入予以分析。
尹柯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成都日报首席观察员
第一维度 看国家布局新趋势
霍伟东：从我国现有自贸区布局来看，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东南沿海连点成线、长江流域加陕西贯穿东西，河南、湖北中部崛起的总体格局。
具体来说，原有的4个自贸试验区已将中国东南沿海的核心经济区涵盖在内，新设立的7个自贸试验区中辽宁、浙江两省分别从东南沿海的北线和中线巩固了自贸试验区的辐射缺口；湖北、重庆、四川则是长江流域的集体“爆发”，且湖北是我国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一环；河南地处中原，自古就是南北、东西两向的交通枢纽，其战略地位不可谓不重；陕西则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区域之一，西通新疆边陲、南连川渝重镇，是贯穿我国东西的重要发展区域。
有别于原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自贸区的设立大多集中于内陆，体现国家向西发展的战略目标。
其中，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格局中有着特殊地位，承担着西部地区门户枢纽、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等重要职能。
尹柯：四川、重庆、陕西同时获批，体现出国家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有效发挥西部地区巨大市场优势的意志和决心，而在空间上将四川、重庆、湖北、浙江一同纳入国家新一轮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部署，对进一步串联起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促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版图上，成都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交汇点，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具有连接两大经济带、承东启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必将为成都依托“一带一路”地缘优势，在先行先试中推进国际与区域间开放合作和协同发展，助推形成国家东西互济、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同时，也有利于成都抓住长江经济带、成渝城市群合作机遇，有效落实省委“三大发展战略”和“两个跨越”部署，为建成四川省多点多极战略支撑，发挥四川首位城市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二维度 看新设自贸区如何建
霍伟东：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位十分特殊。首先，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入我国西南地区的首个辐射面积最大的自由贸易试点区；其次，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既是长江流域开放的端点区域，也是长江流域自贸区连接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枢纽，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格局贯穿东西的关键一环。因此，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既要考虑国家的总体布局，发挥整体的联动性，也要从自身出发突出自身特色。四川具有科研、人才、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四川应该依托成都双流机场、成都新机场的双航空港优势，以建设成德绵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重要契机，打造一个内陆科技创新人才宜居生活区，大力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和高端智力，并鼓励科技型外资企业入驻自由贸易试验区有条件地合作开展科技研发活动，形成内陆国际型人才高地，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化服务业等。
新设立的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上海等先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基础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定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要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建设过程中要做好整体规划，有选择地吸收上海等先行自贸区的成功经验，扬长避短却又不避重就轻，整合自身的政策、人才、旅游等资源，做到整体功能有效地嵌入国家层面的整体战略。四川内陆地区自贸区可先采取出口加工型或转口集散型的建设模式，在贸易结构日趋合理、自贸区功能建设日渐完善的情况下，再逐步向综合性自贸区演化。建议实施安全高效的秒通关监管服务模式，建立离岸金融结算中心和离岸金融业务新模式。争取科技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创新试点，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和跨境融资便利化。支持商业银行、租赁公司、大型企业以及其他具备出资条件的金融机构，创新发展飞机租赁、高端精密仪器、精密设备租赁等特色金融租赁业务。在自贸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扩大完善期货保税交割试点，拓展仓单质押融资等功能。吸引跨国公司在试验区设立全球或地区性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积极发展航空物流信息服务、智能通信软件开发、生物医药研发、航空人才培训等服务外包产业积极开展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维修业务。实施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要充分整合现有的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的政策优势和城市协同优势，以成都为中心，发展科技型产业，绵阳、德阳等周边地区则作为前沿阵地，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利用成都作为西部唯一入选的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城市的重要契机，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不断破除制约内外贸流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提倡以负面清单的形式积极引进国际知名的商贸流通企业入驻蓉城，同时鼓励成都的商贸流通企业积极“走出去”，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在国际市场中布局国际支付结算、仓储物流网络，切实提高成都商贸流通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畅通高效的内外贸一体化流通体系。
第三维度 看成都的机遇和挑战
霍伟东：挑战还来自政府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政府牵头服务，企业借势跟进的过程，因而政府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的地位和职能不可或缺。四川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要紧跟实践的变化与推进，根据自贸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辅助以不同的政策支持。例如：在发展初期，政策引导自贸区城市的功能定位；发展中期，坚持简政放权，提高自贸区运营效率，从而促进特色产业的聚集；发展后期，政策应周边区域的需求变化进行调整，从而产业升级。不断学习国内外成功的自贸区发展模式，学习上海、广东等地区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总结过去工作中的有效工作方法。
在自贸区的建设中，应清晰政府职能定位，扮演好政府“服务者”的角色。自贸区设立以来，其最大亮点就是在上海自贸区内率先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用对外开放形成倒逼机制，体现了决策层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政府要从根本上和制度上实现简政放权，做好引导和服务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简化行政手续，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的透明度、便捷性，真正在管理体制上的变革跨出重要一步。做到善于学习总结，但不生搬硬套，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更好地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服务。
尹柯：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为成都以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破解内陆开放瓶颈，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将成都建成引领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国家中心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最年轻的国家中心城市，面对国家赋予的使命，成都能否完成国家重托，切实担负起国家中心城市的重任，关键还是在“建设”。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将有利于成都加快构建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互联互通的枢纽经济体系，有利于加快形成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促进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形成对全球性优质生产要素的强大吸附力和配置力，吸引更多生产、服务性总部企业布局和创新创业人才汇聚，加快提升成都在全球价值链、创新链的地位，加快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国际化大都市进程。
应该意识到，落实国家战略安排、实现国家战略意图，成都将面临较大的挑战。首先是面临制度体系改革创新的挑战。制度创新是自贸区的核心任务，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探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试验田。随着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已经在转变政府职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货物监管模式、负面清单管理改革等攻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突破，成都“试验”将进入改革“深水区”，改革本身的设计也将更加复杂，如何立足国家内陆地区的条件与发展实际，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面临改革措施推进成本加大的挑战，都是摆在成都面前的重大课题，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为此，成都应解放思想，积极学习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实践，全面推广可复制经验，在对外开放机制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上更进一步。同时，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资源，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工业强基、服务业提升等重大行动，进一步建强自身基础和比较优势，增强对省内城市、成渝城市群的引领带动能力，使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更具差异化发展特色。
记者 李艳玲 温珙竹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