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璀璨华丽，但接海傍山，离蛮荒似乎那么近。她于稠密中见秩序，于喧腾中见宁静，于繁华中见平常：七彩霓虹紧连普通人家窗口，妇人牵着小狗穿过夜色下的维多利亚公园……这一切，有着强烈的情节和戏剧性。”王安忆用文学的语言，叙述着她对香港的真切感受。 1983年圣诞节，王安忆和她的母亲第一次到香港，就被这座“十分例外”的城市深深吸引，并写下散文《美丽的香港》。此后，她每年大概都会去香港两三次，她说，“这里已经变成了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我喜欢香港并不仅仅因为创作，这里可以买到很好的东西，这是大家都有的普遍心理，这里还可以看到非常美的风景，比如维多利亚港，有山，有水，又有海。”
除了自然风景，香港对王安忆的吸引远不止这些。她说，从小到大，在上海经历的许多见闻与香港紧紧相连，这使她心中形成难以释怀的香港情结。对香港的“隔岸观火”，渐渐融入了她的“万家灯火”。她说，这座“很日常的城市”，在满足她作为寻常女人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情节和戏剧性”，为她提供了创作的舞台。1993年，她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发表，成为王安忆城市书写文学被广泛研究的经典文本。时隔24年，王安忆再次提笔写香港——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在2017年1月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联合推出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
红豆最相思
不限爱情重恩情
他自幼家贫，被亲生父母以“三百番薯丝”换给了养父母。养母带着六岁的他偷渡到南洋去寻养父，却落脚在了香港岛。日子艰苦，养母的爱浓烈又粗暴，可养母供他读书受教育，他得以成人，娶妻生子，看上去，生活得跟别人并无二致。可他从未有过片刻安稳踏实的归属感。从风云激荡的五六十年代到人心栖遑的世纪末，他在香港度过了童年与青春；经历了恋爱，婚姻，丧母，离异，寻亲等一系列浮沉，一晃眼已是中年。他忐忑、犹疑、对生恩与养恩孰轻孰重难以抉择，他心思细密，却行为被动，怀抱浓情与美德，却无法给予也不敢收受，只能相思……他自我放逐般出门旅行。行至宝岛台湾最南端的垦丁，看见了丛丛簇簇的红豆，俗称“相思豆”。心惊之余，有如大梦初醒：“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蛊，忽得一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
在《红豆生南国》里，王安忆以一个在香港从事文学编辑的中老年男人为主角，回溯他从童年至青春，与养母、妻子、生母、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的大半生。“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王维的《相思》,在中国人的情感谱系里别具意味儿,王安忆说,她的新小说以此作为篇名,并以“相思”二字结尾,这二字代表的是主人公一生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也是他的原罪”。
王安忆说，《红豆生南国》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现在的人谈及相思,好像总觉得是男女之情。很少有人会认为相思也可以是一种恩情。小说的男主人公,一生欠下很多情,好像人生处处在欠债的样子”。《红豆生南国》里的男主角和小说里其他多数人物，没有名字。王安忆只用“他”、“他们”、“阿姆”、“同学”、“前妻”等。为什么都没有取名字?王安忆说:“给小说里的人取名是件苦差事,当我笔下的人物是一个类型的典型人物时,当我在他身上寄予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我通常不给他取名”。
下笔如绣花针脚绵密
“天生对人有兴趣”
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还收入了王安忆新写的另外两部中篇《乡关处处》、《向西,向西,向南》。在《乡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她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地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
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乡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更大的一只茧，无人能自外——无论在地或者外来。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
在《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讲述了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移民海外的故事。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不难发现，三部中篇虽然故事发生地不同：中国香港、上海和纽约，但主角与这些地方的关系都是外来者的移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份的自我寻找，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失落。
读王安忆的小说，会发现她有一个显著的语言特点就是，尤为善于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描写，下笔有如绣花，其针脚绵密繁复，有很深的市井生活气息，但并不俗气。她说，“对于写实的写作者来说,我们对身边那些活跃生动的表象是很有兴趣的。我个人很喜欢钟表,钟表的正面是被人工分割的时间,其实时间是很难分割的东西,它是一个混沌的没头没尾的东西,可是钟表就把时间分割为一点两点三点钟……钟表对于时间的划分,就是我们写作上的尝试”。
王安忆对世俗、生活的表象有着特殊的热情,很喜欢听八卦事件，了解矛盾发生之后如何调解,“为什么喜欢看呢?我旁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无聊,觉得你总归还算是个知识分子,怎么喜欢这些坊间事?但我知道,这些看似无聊的、勾心斗角争财产的各色故事里,总会有个人在。我们天生对人有兴趣,且对那些活着的、活动的,对有开端、有中段、有末尾的生活有兴趣。我觉得这是现实主义的美学,就是现实的美学”。
海派女作家写香港
“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
“酒店前人潮如涌，虽是十月的季候，当头的太阳依然炙热。他暴躁地脱下西服外套，扯去领带，敞开衬衣领口。没有人看他，受英国人一百年调教，都有些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度，冷淡的礼貌。他本应当转过街角下地铁，却偏偏随人流越过马路，到对面，顺斜坡上去观景道。这时候，汽笛传入耳中，方才意识来到天星小轮渡口。”
众所周知，王安忆非常善于写她生活的上海，一曲《长恨歌》写尽上海弄堂前世今生。但令人惊喜的是，王安忆写她的异地香港，也做到了像上海一样浸淫和熟稔。在《红豆生南国》中，可以看到王安忆对香港的地理、人文的呈现，自然而然，很是熟稔。在《香港的情与爱》里，王安忆这样写到香港的热闹繁华，“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拋撒它的热情和音乐。 它的音乐是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强烈、即兴，还有点忧伤。这忧伤是热闹里的寂静、快乐里的不快乐的那种，有点甜蜜的。它的灯火是通宵达旦的，也在演奏着爵士乐，夸张地表现切分音符，使它带有一股难言的激动。有时候，它会有喷涌而起的情态，好像火山口里火热岩浆的喷发。”
她同时也注意到香港普通市民生活烟火气的一面，“他们爬上两层的电车，看着街景。两边的招牌和霓虹灯几乎擦着他们的肩膀，沿街楼房的二层窗户，仅只一臂之遥，伸手可及。这些窗户有着最恳切、柴米油盐的生计，这是任凭水流三千、日月交替却只永驻不动的生计。它们是香港灯火后面天和海一类的、海里的礁石一类的。它们是香港奇景的坚牢基石。这是最最平实的人生，香港的奇景有多莫测，它们就有多平实。”王安忆的小说语言细细密密，带着诗意表达对香港的热爱，“香港的美还在于它的对比性：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又是最热闹喧哗；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灯火辉煌。”
香港和上海两个城市很像，都是一衣带水的港口城市，都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地，气质相近。更重要的是，身为一名杰出的作家，王安忆仿佛有一种透视能力，总能看到浮世之中的细微人心。王安忆也坦承香港这座城市对她的吸引。2015年，王安忆曾经在香港一个关于她的小说创作漫谈讲座上说， “这些年经常来香港，这里一直在吸引着我，吸引着我去进行新的创作。或许，依然会有香港作家说，内地人写香港，写得并不像，但这个城市始终有着一种戏剧感，一直保持到今天，吸引着我的想象。我还会写香港，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我会继续努力。”
耐人寻味的是，王安忆一直被一些读者视为海派文学的传人，而海派文学的典型代表小说家张爱玲，也与香港有较深的渊源。张爱玲1939年至1941年在香港大学读书，在香港的生活，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的小说中也多有表现。比如她比较有名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都是写的在香港发生的故事。两部作品中主人公都是从上海到香港，遇到生命中的“传奇”。正如王安忆所说的“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倾城之恋》里男女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苏谈恋爱的地方就在香港浅水湾。“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上了岸，叫了两部汽车到浅水湾饭店。那车驰出了闹市，翻山越岭，走了多时，一路只见黄土崖，红土崖，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露出蓝绿色的海。近了浅水湾，一样是土崖与丛林，却渐渐的明媚起来。许多游了山回来的人，乘车掠过他们的车，一汽车一汽车载满了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笑声。”张爱玲的描述，至今让很多读者津津乐道，甚至前往浅水湾寻觅小说中的陈踪旧影。
王安忆读书笔记谈“仙缘与尘缘”
沈复与芸娘的今生，是宝玉与黛玉的后世?
仿若一枚硬币的两面，与中篇小说集 《红豆生南国》一起出版的，还有王安忆一本最新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与身为小说家时是躲在人物背后不同，写散文的王安忆，表现出另外一种气质：她谈行旅与世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袒露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世情的幽微洞察，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
《仙缘与尘缘》一书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1980年，王安忆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进修，吴组湘先生在课堂上讲《红楼梦》，记忆犹新。讲到宝黛悲剧的当口，吴组湘先生问台下学生，倘若真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二位日后生活会不会幸福?紧接回答道：否!然后建议读一本书，《浮生六记》，其中所写一对夫妇，可为宝黛故事后续，结果如何?以欢娱始，哀戚终，依旧不脱生离死别，究竟缘故，不外是贫和病，两项又归一因，家道中落。吴组湘先生的意思是，这一对精致的小儿女，哪里经得起人世的磨折，早晚一个“散”字。
这段课堂讲授内容，让王安忆念念不忘。过后，她数度翻开《浮生六记》阅读，对《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之间的隐约的关联有了更深的体悟。她分析说，“仿佛事先就有安排，曹雪芹负责仙缘，尘缘归高鹗，《浮生六记》且又将这一段再接下去。《浮生六记》中，编者郑逸梅先生考据，前四记确凿出自作者笔下，吴组湘先生所指的应是自述姻缘的前三记。作者沈复，字三白，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不详。《红楼梦》前八十回在曹雪芹去世前十年已经传抄问世，那就是乾隆十七年上下，续书的日子比较确定，乾隆五十六年排印。《浮生六记》中的沈复与芸娘从初识，到定亲，再成婚，生儿育女，直至芸娘辞世，总二十七年，跨越乾嘉两朝，大致与高鹗续“红楼”的时间重叠，因是纪实，所谓“非虚构”，就可一比一对应文章。《红楼梦》里的年代是虚拟的，所以只得考察著书人的生平。如此看来，将沈复与芸娘的今生当宝黛后事的演绎，现实背景上还是说得通的。”
王安忆继续分析出，沈复与芸娘同籍苏州，“《红楼梦》开篇起因的甄士隐，也是苏州人氏， 书中写他“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与沈复自谓“衣冠之家”竟不谋而合。贾雨村寄居于甄士隐紧邻的葫芦庙内，后来得帮助进京科考，从此浮沉宦海，苏州可称发源地。沈复与芸娘落魄时，乔寓扬州，芸娘即此终年，亦是黛玉的原籍，多少扯得上渊源。林黛玉进贾府，后又奔父亲林如海丧，应是从大运河水路行舟。沈复芸娘所赁房屋，位于邗江先春门外，“临河两椽”。邗江为运河通贯之地，凭流望去，千帆渡过，或就有黛玉船的遗影。”
在文章的结尾，王安忆回忆起30多年前的课堂上，吴组缃先生交代阅读《浮生六记》的功课作业，自己总是完成了。读完《浮生六记》，王安忆说自己，“从而见识彼时婚姻生活的日常状态，其实并非概念中，受封建礼教压抑的无趣。道统之下，仙境之外，民间亦是有着生动活泼的男欢女爱。俗话说，一棵草顶一颗露，大约就是指的这个。”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原标题：王安忆24年后再写香港 《红豆生南国》细描人间相思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