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新旧动能的迭代更替。纵观全球，许多城市都曾遭遇新旧动能更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这些城市，有的走向了持久的繁荣，有的走向了长期的萧条，有的仍然在泥潭中挣扎摸索。本文将立足对比硅谷和底特律两个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区域，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成功因素，从中提炼总结出对成都发展新经济可借鉴的建议。
硅谷VS底特律
新经济如何驱动城市转型升级
2013年7月18日，辉煌一时的“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底特律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申请破产保护最大的城市。废弃的工厂和办公区域、烧毁的弃置居民住宅、失修的公共基础设施、人烟稀少的街道商场，无不显示着这座昔日昌盛的美国工业重镇已经凋敝萧条。而同一年，坐落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苹果重回全球市值榜首、推特进行第一次公开募股、特斯拉首次实现季度盈利、谷歌推出第一款增强现实产品谷歌眼镜、人类基因组学研究进展加速等等。硅谷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至高地位已经难以撼动。
值得一提的是，两地都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投入超常规资金进行国防建设的契机，并利用旺盛的国防需求，夯实了制造业方面全球领先的地位。然而发展至今，一边是气息奄奄的传统制造业腹地，一边是欣欣向荣的世界级科创中心。看似天差地别的分化，究其根本，衰落与繁荣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以下三个方面或可解读区域新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第一、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前瞻的产业选择。新经济的萌芽离不开核心技术的突破。伴随着各细分领域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区域的产业选择也需要以长远的战略性眼光预见新技术在垂直领域和其他行业的影响力。只有在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才能强化在价值链上的主动权。同时，通过开发应用范围广、嫁接能力强的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跨行业辐射和区域产业的整体提升。硅谷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确立了在集成电路、微处理器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直接推动了涵盖国防、工业制造、计算机、通信等众多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并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持续引领全球电子、信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反观底特律，其经济结构长期过度依赖由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巨头引领的汽车产业，单一的产业结构导致抵御市场风险和外来竞争的能力下降，一旦出现如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等“黑天鹅”事件，产业优势将快速消失殆尽。
第二、先进的商业模式与龙头引领的产业生态。硅谷虽然起步于半导体硬件产业，但并不止步如此，事实上，整个信息产业几次跨越式的商业模式创新都来源于硅谷，包括在硬件时代第一个只销售软件的大型企业微软，真正把流量作为核心竞争优势和利润来源的第一个大型门户网站雅虎，第一个全球成功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第一个10亿用户的社交网络Facebook，引发共享经济潮流的优步，等等。可以说，硅谷的商业模式创新源源不断。底特律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创新，但在取得成功后显得停滞不前。1913年福特在汽车生产中创造性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汽车工业流水线，这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标志性创造。工业流水生产线大幅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扩大了生产规模，然而，标准化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企业和政府形成了“规模经济”是当地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固化认识和保守心理，从而阻碍了底特律的商业革新。在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商业模式双重作用下，硅谷在硬件时代、软件时代、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培育出了大量世界级的龙头企业，包括惠普、苹果、英特尔、微软、Oracle、雅虎、谷歌、Facebook、优步等。这些龙头企业带动了一大批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硅谷，汇聚了一批顶尖的人才，这些人才中的相当一部分，未来成为了持续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从而在硅谷形成了如热带雨林一般缤纷多样而又生机盎然的产业生态。
第三、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柔软的城市环境。新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强大和完善的智力支撑，其中既包括顶尖的技术人才，也包含非技术类的战略管理、金融、法务等人才。在硅谷的崛起过程中，既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和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等的关键技术突破，也有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规划斯坦福产业园的远见卓识，以及阿瑟·洛克、比尔·德雷普等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特别是本地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为硅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级人才。而以大规模汽车制造为主要产业的底特律，人才结构以单一的生产线工人和制造业人才为主，缺乏对电子、医药、信息、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人才培育和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受冲击、竞争优势降低之后，陷入了新经济人才匮乏的泥潭。与此同时，硅谷柔软的城市环境也是吸引和留住大量新兴产业人才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谓的柔软，包括当地人对外来人员的包容心态，当地商业文化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心态，以及由宜人的气候、优美的风光、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共同构建出来的工作生活两不误的从容创业的心态。
成都VS硅谷
发展新经济如何实现变道超车
结合成都的现状和历史机遇，市委市政府已经筹划出台《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对于意见中已经覆盖的内容，不再赘述，对于成都发展新经济，笔者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成都应当建立科技创新特区。特区要从全球范围内引进国际领先的实验室和培育本地已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并在特区内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顶尖科技人员薪酬体制以及创新特区人员和高校科研院所岗位和工作量双聘双算的试点。
二是成都应当全力以赴培植本地的独角兽企业。市委市政府职能部门和区（市）县政府和要改变发展传统产业的观点，抓住新业态新经济的特点，在股权投资、债权授信上做出有针对性的突破，并通过优先采购公共服务项目、优先邀请参与混改、优先授予牌照资质等方式，大幅度提高对潜在新经济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在新形势下，本地培养的新经济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数目应该作为考核区（市）县政府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
三是成都应当大力引进非技术类高级人才。目前国家千人、万人计划都主要针对科技类人才，但是一个城市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战略管理、金融、法务类的高级人才，成都应当将这类人才纳入到成都市人才计划中，对其中特别优秀的，给予等同于国家千人、万人计划人才的激励措施。
（作者：周涛，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教授，成都市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明潇、张灿、曹宝林，成都市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政策研究部研究员）
原标题：如何培育成都新经济独角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