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太古里商业街区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受到各界高度关注。
一体化由地理原因而生，但影响力并不限于此。它们既有相似的经济水平，又各有特色，譬如浙江以民营经济领头，江苏的制造业全国居前，安徽拥有极强科技研发能力，上海则位于对外开放最前沿。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和潜力何在？其一体化发展对成渝城市群等其他地区能带来哪些启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向多位长三角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取经，试图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理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根”与“脉”。
根
强劲的经济水平 相近的文化和相连的人脉
在成为苏州大学的“网红校长”之前，全国人大代表熊思东在上海工作生活了数十年。两个城市相距百余公里，它们所处的网络关系却颇为深远。熊思东认为，无论从发展水平、文化底蕴，或是价值取向，长三角城市群是整体趋近的。事实上，它们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名字：江浙沪皖。四个字，构成了极深的历史渊源。
不久前发布的全国GDP数据显示，江苏、浙江分别以92595.4亿元、56197亿元在全国前四强中占得两席，上海则以直辖市的体量，凭借32679.87亿元超越约20个省份，列直辖市首位。一系列数据，揭示出长三角区域强劲的经济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评价长三角城市间“存在一种天然融合”。尤其是，在其研究的能源领域，过去十几年里面最好的一体化建设项目，就是带动了长三角整体能源清洁高效发展的皖电东送工程。“安徽盛产能源，上海、浙江和江苏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袁亮说，皖电东送工程把安徽的煤炭资源就地转化为电力资源，变输煤为输电。电是清洁能源，跨越淮河，源源驶向长三角，安徽为上海、江苏、浙江地区的发展提供能源保障，作出最基础的贡献。
“经济发达，水平相近，各有特色。”这是熊思东和袁亮在长三角区域经济特点上的共识。但熊思东提到，能保持区域粘连性的仍是相近的文化和相连的人脉。在长三角地区，你很难一眼区分出他们究竟来自哪个城市，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过去的长期移居迁徙过程中，形成了相当复杂的人脉网络。这一网络还将越系越紧。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释放了一个信号：上海正会同苏浙两省抓紧研究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这一示范区将建在沪苏浙三省市交界区域，成为打造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的载体。
脉
世界级的自我定位 着眼全球布局的“焦灼感”
发展至今，长三角地区强大的内在动力和内生驱动力，是推动其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在熊思东看来，长三角一直将目光放于全球视野布局，在全球经济城市群里，承受着较大的竞争压力。这在沪、苏、浙、皖各代表团驻地的会场上显露无遗。过去几天，围绕如何进一步打造长三角经济圈，四个代表团每天都有新的提案。聚焦创新战略，他们建议深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两大港区协同协作，积极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聚焦G60科创走廊，他们希望集聚全国创新资源和要素，合力打造中国硅谷……
上海代表团，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指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里聚集了中国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一批民营企业家，苏商、浙商、徽商、沪商，都深受市场经济的洗礼，企业创新创造的源泉更加充分涌流。这些市场主体所面对的，显然已不再是一个区域概念。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表示，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明星地带，也是世界的明星地带。这里的生产要素、创新元素以及创新人才等都是全球化的。在上海、苏州均居住多年的熊思东已经注意到，长三角的驱动力来源于全球视野和全球竞争，并产生一种很大的忧患意识，“甚至已经开始焦灼。”
从国内来看，江浙沪把“引领作用”作为自我定位。“多中心”的概念不是长三角的中心，而是在全国层面上，如何把东部打造成为引擎，从而带动起全国的产业链。尤其是，长三角地处长江流域，它与中上游的重庆、成都、武汉都有着密切联系。
江浙沪地理位置也许是在下游，但这里的确成为了“长江的龙头”。熊思东说，在引领整个长江流域发展中，江浙沪的龙头地位，使得它城市群建设必须要有内在的动力。这也是形成长三角城市群以及一体化发展中，区域有内在的动力和驱动力。
产业布局也许是新的突破口。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指出，一个成功的世界级城市群的要义，首先体现在城市群中各个城市经济层面的深度联系，特别是产业层面的统筹规划与协同分工，从而实现城市群在经济、产业、市场一体化中的共赢。
在当前的产业定位上，长三角城市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高。如何突破？蒋颖建议用“产业地图”的方式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产业发展规划，进行城市间的产业要素信息对称化、动态化，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链接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城市产业协同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总体竞争力。
阂
跨区域“隔阂”仍需打通 “切忌把上海种成下面不长草的大树”
尽管是起航较早的一体化城市群建设区域，但长三角仍有区域性的政策性的疏忽和隔阂。代表、委员们都同意一种说法：要真正做到一体，需要更多“一体化”。
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一体化。在高校执教多年，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直言，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推进中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行政壁垒。尤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杨德才认为长三角城市首先要尽快补齐区域基础设施的短板，构建区域共享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譬如，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可以打通一卡通障碍，即通过一张电子卡就能享受不同城市的公共交通设施服务。
在人才方面，熊思东则建议鼓励“三省一市”高校之间的合作。其表示，长三角“一小时都市圈”已经形成、交通已比较便捷，要鼓励学生跨校（跨省市高校）选课、各高校应学分互认，把教育的行政区划，变为大学区的功能规划，促成长三角教育互联互通的根本。
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提出了新思路——推动形成统一的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譬如，各地政务服务各有特色，上海的“一网通办”，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江苏的“不见面审批”亮点纷呈，但跨区域的办事流程没有实质变化，异地办理的事项数量偏少，面向市场需求的企业服务平台也还没有建立。
针对这些亟待迈过的“坎”，邵志清建议沪苏浙皖加快梳理各自的法规、规章，对影响一体化发展的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规范做好整合归纳，统一内容，趋同操作，加快构建统一的制度环境。要加强政策协调，从纵向的价值链分布考虑细化政策，形成统一的财政、统计、产业、金融政策体系。对标世界银行标准，结合长三角区域实际，研究制定、分工承担相关的指标分项，形成统一的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先行先试。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 “建议规划能尽早变成具体的行动指南和路线图。”熊思东说，这更是一个施工图。要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切忌把上海这棵大树，种成大树下面不长草的树，而是实现大树底下好乘凉。”
鉴
看成渝城市群发展 成都可被视为成渝一体化的“上海”
北有京津冀，南有粤港澳，东有长三角，西有成渝。站在长三角看成渝发展，熊思东代表期待“这里的城市群成为西部发展的引领。”
“成渝城市群跟江浙沪城市群的建设很类似。”他表示，成渝城市群具有接近的文化和生活习俗，这是一体化的基础。而在中国经济布局中，这里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譬如，成都有很多特色工业和经济布局，以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为中心带动成渝经济圈其他的城市，它跟长三角定位是非常接近的——城市布局有相似性，但是又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互补性。
尤其是在城市布局建设上，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院长罗霞指出，无论是成渝城市群的“中部崛起”，还是更大范围的川渝合作，交通基础设施依然是先行条件。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优化、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对外开放等具有重要的先导和引领作用。
“成渝城市群还肩负着一个更大的国家的使命，要做成西南的榜样城市群。”熊思东认为，成渝城市群还要辐射西南。如果再往南走，南亚、东南亚也是成渝一体化发展的区域。
他甚至提出，成都可以被视作成渝一体化的“上海”。“在区域发展中，这里大有可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 邹悦
原标题：取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根”与“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