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对世界而言就是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即是对世界的贡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发展更是全世界的机遇。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还是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奇迹即世界奇迹，让世界在中国看到了未来。中治西乱的现实，更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我们从不会强迫别国接受“中国模式”，但如果有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和做法感兴趣，我们愿意同他们讨论与分享。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不仅让古老的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首要的是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中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我们学习认识“中国之制”带来新启迪，本期《理论周刊》继续推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邀请专家学者探寻“中国之制”的世界意义。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可以说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既定议题的一个内在逻辑，也是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循着这一视角，我们不仅能够有效破译“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从而愈加坚定应有的“制度自信”，同时也能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从而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之制”固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但因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从一开始便决定了它是中国的，但更是世界的。
“一球两制”的“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体系的逐步成熟、定型，成就于中国、造福于世界，改变的不只是中国的当下，必将是世界的未来
作为上层建筑，一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建构的国家制度及其治理体系，表现为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以及体制机制等，根本上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反映的是执政者所秉持的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立足于“一球两制”的时代背景，全面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应放眼全球，从近代以来人类追求进步事业的全部历史进程上，特别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加以审视。
众所周知，“两个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本原理。而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一球两制”成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等论调甚嚣尘上。国内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跟着西方舆论跑，感到信心不足、悲观失望。对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毅然回应道，“不要惊惶失措，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他同时进一步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新世纪以来，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从追赶到大踏步赶上时代，步入了各方面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开始备受关注。
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继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党和国家制度建设及其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归纳和提炼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基本点，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里程碑。这无疑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意义，它意味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正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深化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现实进程中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走出低谷期的历史性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体系的逐步成熟、定型，成就于中国、造福于世界，改变的不只是中国的当下，必将是世界的未来。
“制度之争”的“中国自信”
“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建设是否成熟以及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志之一，也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基础性、决定性因素
“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建设是否成熟以及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志之一，也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基础性、决定性因素。举世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复杂深刻，影响广泛深远，与其背后的“模式之争”“制度之争”有着内在关联。事实上，自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进而从理论变为实践，对于像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以及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历来为西方所谓的主流舆论不看好甚至严重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这种不利的舆论环境，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国70多年后顷刻间瓦解，诸如“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开始流行。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就有人主张中国“改旗易帜”，应效仿西方国家，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制度，到了风云变幻的1989年，社会上出现了公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的激进思潮。对诸如此类的错误思想观点，邓小平同志多次斩钉截铁地指出，“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的三权鼎立制度”，因为它“最符合中国的实际”。
从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提出“四个现代化”，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到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从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衡量制度建设成效的“三条标准”，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八个能否”；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这次全会公报分三个阶段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最符合中国的实际”，到《决定》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等，展现的不仅是党带领近亿万人民致力于推进国家制度及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壮阔实践进程，更是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拥有的那份“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制度自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望依然处于剧烈变动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新时代的中国正是凭着这份不可撼动的“制度自信”，在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乃至综合国力的角逐中，为成功应对来自诸多领域的重大风险和挑战，谋求国际竞争“大棋局”的战略主动权，夯实了制度基础，提供了强大“软实力”。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方案”，必将为遭遇困境的“全球治理”进而为二十一世纪全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凝聚“中国智慧”的解决路径
中国人历来推崇“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恪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古老哲学理念。1956年，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曾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在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全人类脱贫事业作出头号贡献以及多年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30%的强大动能的同时，着眼克服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深刻危机和严峻挑战，习近平同志指出“独行快，众行远”，在日前于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上还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身体力行倡导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决定》在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对于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作了浓墨重彩的阐述。这集中体现了身处百年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应有的大国担当和国际道义，更是用制度化的形式进一步强调和重申了针对解答“世界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等“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纵观寰宇，治理问题近年来成为一门“显学”，从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全球治理，可以说关于治理的学说和观点琳琅满目、良莠不齐，直接影响了各国治理效能的得失成败。从“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上，不难看出两者在治理观念及其治理效能上的天壤之别。在具有显著优势的中国制度及其治理效能面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低效治理甚至无效治理，导致国内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族群对立、党争不断、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等乱象纷呈，与此同时，还由于个别超级大国带头退群，大搞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和逆全球化等倒行逆施之举，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日益增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全球范围内面临日益严峻的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对此，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的主张，因其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广泛认同，成为“不稳定”“不确定”世界的最值得信赖的稳定和确定因素。与此同时，针对国际上霸权主义盛行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不实之论，我国通过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郑重声明，中国不扩张、不称霸、不搞势力范围，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欢迎所有国家搭乘中国号的“便车”。
实际上，如同习近平同志日前在希腊访问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是口号和传说，而是成功的实践和精彩的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方案”，必将为遭遇困境的“全球治理”进而为二十一世纪全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凝聚“中国智慧”的解决路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
原标题：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