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在这张榜单上，成都已连续10年位居榜首。

人们不禁要问，成都人10年长存的幸福感从哪儿来？

11月23日在成都举行的一场高端论坛，正是要探寻其中的秘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总体目标和战略部署。时隔一月，成都举行的这场聚焦“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论坛，正是从城市的最小单元——社区，寻找“中国之治”在超大城市的具体解法。

和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市民正在插花 本报资料图片

01 在发展中治理

一首《成都》，唱红了玉林。

但鲜有人知，作为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老社区”，玉林社区居民一度并没有这么享受小酒馆在家门口的生活。居民们最常投诉的，就是门口乱摆摊的问题。

怎么办?一刀切禁止，会伤了玉林的“商气”，也会降低居民生活的便利度；放任不管，则会让老社区变得越来越乱，老百姓怨气越来越多。

玉林社区想了一个办法——一个名为“爱转角”的项目，把沿街的商铺重新打造招商，同时还在商铺旁的墙面上绘上涂鸦，社区门口的整体格局得以改造。

这样一来，不仅居民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改造后的社区还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涂鸦和美食成为玉林社区的新标签。

“社区治理从来都是动态的。”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认为。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社区也会“衰老”，这个衰败的时限大多在10-15年。而社区治理的根本，正是以可持续的发展来治理，以此推动社区的成长和城市的进步。

30多岁的玉林社区，正是因为在发展中治理，获得了新生。如果当时仅仅是用传统管理手段，制止社区里乱摆摊的情况，今天的“网红社区”不复存在，社区也很难在“静态”的治理中获得新生。

玉林社区，其实是整个成都的写照——

成都现有城乡社区4300多个，常住人口1600多万，实际服务人口超过2000万，停车难、养老难、环境脏乱、物业服务不规范，社区服务人手短缺、经费不足……与快速前行的城镇化进程同步，社区治理中的诸多难题和短板，正让这座幸福城市里老百姓的幸福感逐渐“打折”。

如何破解难题？如何让流失的获得感回归？成都的做法是，改变过去单纯强调“治理”的理念，将“发展”和“治理”并提，努力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同向发力。

毕竟，城市的发展靠的不仅是优质高效的前景，更是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而从衣食住行、就医上学到退休养老，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往往都离不开社区环境、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如果社区治理不能回应百姓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治理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打造有吸引力的城、吸引有价值的人，必须着眼于用发展的思维、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格局来聚焦城市的最小单元——社区。这不仅是成都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现实选择，更是这座城市幸福感10年不变的根本原因。

02 找到撬动的支点

玉林社区往东，成华区和美社区里，几个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组建了一个名叫“岁月文化馆”的社区自组织，每周在社区活动中心里教周边的阿姨们舞蹈唱歌，偶尔还会在社区晚会上一展歌喉。

而负责招揽项目并维持项目运营的，也是一家名为“创女时代”的社会企业。它们和社区签订了共建协议，参与到社区综合体整体打造和后期运营工作。

社区治理，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但问题是，靠什么如何发展？

单靠政府力量，显然不行。单靠居民自治，明显不够。

正如刘建军所说，社区的发展治理，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资源”。但资源，不是政府和外部力量对社区的无条件“馈赠”，而应该成为撬动社区治理的支点、居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支点、社会多方力量联动的支点。

和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市民在学习书法本报资料图片

在和美社区，正是因为有社区居民提出想参加舞蹈课，同时也有社区居民愿意提供这项服务，才主动孵化了“岁月文化馆”。除了文化馆，“创女时代”还引入了奇速英语、绘生活等由其他社会企业负责的项目。这些项目背后，有社区居民的需求，也有社会资源的主动参与。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成都苏坡街道清源社区大门口挂着的这句话，正解释了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得以“活”起来的背后逻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化逻辑，为社会各方资源创造发展的机会、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也更好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

在成都，主动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人”越来越多了。

去年4月，成都武侯区黉门街社区注册成立了成都第一家服务居民的社区公司——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里面不止有企业投资，社区居民也能认购股权享受分红。这家企业的诞生，还赋予了社区自我造血功能，支持“奶奶厨房”这样的社区自组织，为社区提供更多元的服务。

也有社会组织看准了社区所需，在成都老旧社区为高龄、重症老人“定制养老”，提供助餐等服务。一个月800多元的费用，既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也保证了机构的盈利空间。

前不久，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专门到和美社区走了一趟。其中的社区企业，给擅于营商的浙江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说到底，真正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其实并不是社区企业本身，背后的发展治理逻辑，是让成都延续幸福的社区密码。

黉门街社区奶奶厨房里，老人们在聊天 本报资料图片

03 必须的“引领者”

全院停电却没有维修基金，安公社区用一场院落议事会解决了。

举行议事会的不是别人，正是社区党支部。他们安排所有党员、楼栋长、居民代表分片做工作，解决了这个过去几周都没有协调好的问题，让过去“群龙无首”的居民自治，快速有效地走上了正轨。

安公社区的故事里，居民、社会力量都有参与，但在整个治理的过程中，起着引领作用的始终是社区党支部。

既然是多元治理，为什么还要党建引领？

“正因为参与主体是多元的，所以才需要有统揽全局力量的存在。”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和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建军都做出了同样的解读。

郑长忠认为，从社区形成之初开始，社区建设客观上都需要一种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力量来发挥作用。这个力量，就是党组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社区建设层面的体现。他表示，对中国社区而言，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居民、社会、市场力量等多元参与的局面，“现在要探索的是，在多元治理下统揽全局如何有效实现的方式。”

刘建军则指出，现在很多社区里，业委会更关注业主的利益，物业公司更关注自己利润的高低，而居委会更多关注居民的自治和活动。但它们谁能成为社区里具有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组织？答案就是基层党组织。“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在社区里面，政党的引领力量越强，社区治理效果越好。”

但当从微观的单个社区上升到更高层面的城市治理，“党建引领”不仅需要机制创新，还需要体制创新。必须有一个代表地方党委的 “引领者”，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推动建立社区发展治理的新体制。

2017年，成都在启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之初，就在市委层面成立了专门机构——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作为领导和统筹社区发展和治理的关键部门，把分散在20多个党政部门的职能、资源、政策等统筹起来。这在全国也是头一个。市委社治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为社区“减”了负：它取消了相应考核指标，要求区（市）县不得向街道（乡镇）分解经济指标和招商引资任务。

如今，督院社区退休多年的冯婆婆，重新“上岗”成了“街长”。在接送孙子上下学的路上，她会用手机拍下路上乱扔的垃圾，或者车辆乱停乱放、挡住安全通道的情况，再反映给社区来解决。

这些充满温度的画面，让成都在城市经济发展之外，有了幸福城市的新内涵。

城市的核心是人，人是城市的尺度。人们幸福的笑靥，是城市发展能级的映照，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闪耀。

所以，如果你问，成都人10年不变的幸福感从哪儿来？答案正在这里——

幸福之城背后，是千百个幸福社区在成长。

幸福之城背后，是每个老百姓心中那面党旗飘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原标题：社区，幸福成都的“小”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