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贾根良

贾根良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指出这一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上升为战略抉择？西部城市如何在双循环格局中“高水平开放”？日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贾根良。

今年8月，贾根良教授的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经出版即受到热捧。该书深入反思了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揭示了我国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阐明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机制，提出并详尽论述了一系列密切关联、自成体系的政策建议。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缺陷说明，我国必须“主动地”进行转型，这种战略大转型决非一种被动的权宜之计。

何谓高质量发展？注重产业发展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价值链高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就是高质量发展。

西部大开发“扩大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建立“好的贸易”和“高质量贸易”。

战略大转型

决非被动的权宜之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我国近年来一次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这次调整除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类“黑天鹅事件”外，还有没有一些较长期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重大变化的因素？为什么新发展格局能上升为“战略抉择”？

贾根良：确实，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我国外贸大幅度下降，这是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战略主张的直接原因。疫情使人们认识到本国供应链完整的重要性，疫情过后各国更加关注内需和本国生产，保护主义将更加严重，对未来的这种预期也是中央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直接原因。

很明显，相对于新冠疫情这种“黑天鹅事件”，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一直在推动的“中美经济脱钩”以及美国联合别国围堵以5G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产品，则是更加具有基础性和结构性的因素。

正是美国对来自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和切断对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供应，使我国不得不更加依靠内需和独立自主的力量研发核心技术，改变廉价和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过于庞大的不合理经济结构，通过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需求的国内大循环，应对“中美经济脱钩”和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围堵的大变局。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事实上，除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这种战略大转型也是经济发展模式自身内在变革的规律性要求。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缺陷说明，我国必须“主动地”进行转型，这种战略大转型决非一种被动的权宜之计。

正如我在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为主”就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和战略抉择，中美经济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只不过是凸显了这种战略大转型的迫切性而已。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经历了一段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之后，如果要巩固此前的发展成果，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要毫无例外地经历一个国内市场宽广开发和内需经济持续升级的阶段，目前的中国正处于这种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

中西部大开发

是国内大循环的三大引擎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国内市场宽广开发和内需经济持续升级的问题上，您在《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的第一章提出，国内大循环要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工业中心要向中西部转移，实行专业化区域分工。工业中心为什么要向中西部转移？

贾根良：在这一章中，我分析了东部沿海省份特别是广东、江浙地区如何通过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虹吸中西部的资金、人才和资源，拉大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抑制了中西部的城市化，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马太效应”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

纵观世界经济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刻变革都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变所引发，并向其原先战略的对立面所转化，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这种转变的早期阶段。世界经济史中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例如，美国在1815年之后经历了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的艰难转型，直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阻碍国内大循环的严重障碍才被解除，“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才最终形成。由于推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在30年的时间内不仅崛起为世界第一工农业强国，而且还引发了国内区域经济和工业布局的重大变化。就像美国历史上在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并在美国内战后狂飙突进的工业化过程所展现的那样，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是历史的必然，我国只有抛弃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展开，我们才能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适合条件的新建工业

应向“胡焕庸线”的中西南部转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具体到我国经济现实，为什么中西部大开发是国内大循环的三大引擎之一？如何理解“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

贾根良：这主要从地理空间考虑。首先，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之下，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主要由中西部地区市场作为引擎了，反之亦然，东部和中西部之间通过发展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可以相互提供市场。

其次，这是在地理空间上针对国际经济一体化而言的，正如我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指出的，由于推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国内经济一体化。但历史经验说明，对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内经济一体化比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开发中西部作为内部经济循环的三大引擎之一，“是发展国内多样化分工并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纵深发展的根本途径。”

我提出“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主要是基于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城乡统筹、工农业协同发展以及工业与农业比邻而居的“绿色工业区”等诸多因素提出的。“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并非指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向中西部迁移，而是指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中心适度向西移动，并将适合中西部资源和地理条件的新建工业向“胡焕庸线”的中西南部布局。

“胡焕庸线”是我国人口和生态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人们一般据此将国土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但由于“胡焕庸线”将西部12个省份一分为二，新疆、西藏、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6个省份完全或大部分落在线的左侧，成为西北半壁；而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陕西6个省份全部或大部分处在线的右侧，与中部省份共同组成了中西南部，我们可以将传统上的“东南”半壁再划分为东南和中西南部，这样，“胡焕庸线”就将国土划分为了东南、中西南部和西北半壁三大经济区。由于西北半壁生态环境脆弱，在西线调水工程没有完成之前，总体上应该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因此，我国应该将适合中西部资源和地理条件的新建工业向“胡焕庸线”的中西南部转移。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西部城市最大的历史机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西部大开发已走过20年。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样的定位及要求，与20年前有哪些不同？西部城市有哪些机遇？

贾根良：在我看来，经过20年的西部大开发，我国西部地区已经奠定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础。因此，在中央提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这种新战略后，我们应该对过去20年指导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思维进行反思，这是认识您提出的“西部城市有哪些机遇”的基础。在此，我只谈一谈西部大开发如何“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在国务院新近对西部大开发的定位与要求中，与20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相比较，“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最大的不同。何谓高质量发展？注重产业发展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价值链高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就是高质量发展。例如，西部地区是资源和能源丰富的地区，但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西部的资源在当地加工的比例急剧下降，大量被运到东南沿海进行深加工，西部地区由此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

针对这种状况，我曾经写文章指出，西部地区只有在当地对资源和能源进行深加工，建立价值链高端，使高科技的收益留在当地，它才能够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西部地区甚至可以在以能源和资源为基础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一马当先，建立全国先进的高科技基地，改变其产业的价值链高端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种不合理的产业布局，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当然，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并不局限于资源和能源产业。我认为，“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西部城市在国内大循环中最大的历史机遇。

成渝应成为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和增长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不同于苏州等外贸依存度极高的城市，成都等城市的外向型经济还在“补课”，是否也有必要转回国内市场？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在双循环的国际循环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贾根良：苏州等外贸依存度极高的城市目前遭遇的困难说明了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高风险，这是国际大循环为主的产物，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中应该引以为戒。成都等西部城市当然也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由于中国向西、陆路开放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其对外贸易程度仍有较大的扩展空间，特别是云南、贵州和广西要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开放力度，但关键问题不是贸易的数量而是质量，这就涉及“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问题。

在对外经贸关系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出口价值链中高端产品并进口价值链中低端产品，是“好的贸易”、“高质量贸易”或“高水平开放”，反之，则是“坏的贸易”、“低质量贸易”或“低水平开放”。因此，西部大开发“扩大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建立“好的贸易”和“高质量贸易”。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不只是成都和重庆，而且还包括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中心城市——应该建设成核心技术国际创新中心的原因，它不仅是西部高质量大开发的增长极，而且也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和增长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