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形成了共赴国难、一致对外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集聚了当时中国各界文化精英。战火硝烟中，国统区、沦陷区、敌后根据地，到处都兴起了“抗战文化”的热潮。
当年，冯玉祥将军说：“士兵的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兵站不应当只供给军粮，也该预备文艺作品。”1939年1月14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大会上，冯将军又鼓励成都文化人说：“现在，武人应摸笔杆，文人应摸枪杆；文武双全，齐做抗战的好汉！”
毛泽东也曾有诗句：“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发展文化运动》文件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
可见，“抗战文化”是中国抗日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义勇军进行曲”（现“国歌”）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是“抗战文化”才让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全面抗战并取得最后伟大胜利。
成都，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尚存一些老建筑及许多传统街名、地名。这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载体，它传承着城市的文脉，同时将承载后世之人的怀旧情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天下午，成都西丁字街就成立了中共党员领导的“天明歌咏团”。人民公园正门斜对面右侧的祠堂街38号旧院落，与周围高楼大厦相比无疑陈旧，如果不通过史家详说，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曾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部的旧址，尘封着那么辉煌的抗战历史。原祠堂街172号，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努力餐楼”。老板车耀先由旧军人转身为革命文化人的历史，知晓详情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崇德里3号，不仅是著名作家李劼人嘉乐纸厂的成都办事处，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文协”成都分会就长驻此处，叶圣陶、牧野、李劼人、萧军等在这里编辑出版的《笔阵》，刊登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王朝闻等“左翼”文化名人的文章。《笔阵》，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
成都，像祠堂街、崇德里这类街名、地名、遗址，应该还有许多。尽管很多人知道其名，但对于过去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抗战历史，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外地人）已知之甚少。
当“抗战文化”之门被打开，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成都这座城市曾留下了那么多的深沉印迹和“红色记忆”。这些，构成了成都“抗战文化”极为重要的内容。
来看看本报特别推出的《成都吹响了“抗战文化”的冲锋号角》《“新华日报”对川军和四川的报道》。我们通过文章可以触摸到“抗战文化”的脉搏，我们仿佛又听到抗战时期成都及四川的冲锋号角、战鼓和呐喊！
70年过去了，历史上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但“抗战文化”不会消失。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只会历久弥珍，成为成都重要的“软实力”，成为成都这座历史名城珍贵的文化遗产！
原标题：抗战文化 不可小视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