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手术关
这关能过，父亲的命就能保下来。这个时候，父亲的腿部伤口已经开始腐烂，气味熏人，肉里长了很多蛆虫，那疼痛无法用语言形容。
医院非常重视父亲的伤情，首次手术由时任129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医生亲自做的。钱信忠当时是八路军医院的专家，很多伤员都是经他手术后治愈的，父亲也不例外（钱信忠解放后曾任卫生部部长）。
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父亲在这个医院断断续续做了32次手术，取了48个大小不等的碎骨和3颗子弹。就是这样，也还有很多弹片和一颗子弹未取出来。性命算是保住了。
父亲到离世时，体内还有99块弹片和一颗子弹。1998年的一天，父亲还到医院取出一块弹片。那是因为人老了，肌肉萎缩，弹片从肌肉里突出，引起皮下凸起做的手术。
这手术关特别难过，但父亲非常坚强。32次手术，由于条件艰苦，没有一滴麻药，疼痛难忍，生不如死，父亲曾希望结束生命。
鬼子的武器先进，他们的歪把子机枪，子弹是爆炸型的，打进是个小眼，出来肉就开花，所以弹片特别多，子弹又不好取，再加上肌肉腐烂、化脓，要想保住性命，只有锯掉负伤的右腿。
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说：“你们只要锯了我的腿，我就不活了。我活着是部队的累赘，也不能再打鬼子了。只要我腿在，你们给我治成什么样，我都不怪你们，我求求你们不要锯我的腿，拜托你们了！”
在父亲的坚持下，腿保住了，但短了两寸多。刘先鹏也向上级反映，可否在老百姓手中买点吗啡，手术时让父亲含在嘴里，上级同意了。就这样，父亲的第三关才算艰难地熬过去了。
1983年，金世柏夫妇在成都军区联勤部大院的合影。
2015年4月，本文作者金蓉与曾任金世柏警卫员的刘先鹏老人在山西长治的合影。
珍贵的结婚照片
我父母1945年冬结婚时的照片，非常珍贵，刘先鹏一直珍藏着。老人家说，他把照片交给我，这也是他今生最大的愿望。
父亲做完手术后，除警卫员刘先鹏外，组织上还安排了一位女同志照顾他，这位女同志叫贾秀英——我的母亲。父亲曾说，母亲是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同志安排过来照顾他的。
为了让父亲养伤，组织上安排父亲住在沁水豆庄的一个大资本家家里，男主人叫张示昌，主要是借用他家的火炉烧饭。米和其他吃的东西，都是部队配的。
张示昌的太太开始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的。刘先鹏恼了，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负的伤，用下你家火炉，为何不高兴？你再骂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哈！”他把枪往桌子上一摆，那女人就老实了。之后，她还主动问，要不要这，要不要那。
住在豆庄期间，父亲对母亲的苦难身事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在豆庄相识、相知、相爱的。
母亲本姓李，叫什么不知道，只知道是山西高平县东宅村人，家里有1个哥哥4个姐妹，她在女孩子里排行第三。因家境贫穷，无法生计，家里把她卖到了沁水一户姓贾的富人家做童养媳，所以改姓贾。不到10岁，她就在贾家什么活儿都干。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铁棍烧红了，打在她的头上，那道留在母亲头上的伤痕就是永远的明证。
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母亲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1.6米的身段，在当时那个年代算长得高的。对母亲来说，吃苦受累，她都不怕，但要受男人的侮辱，她坚决不从。无奈之下，母亲跳了水井，幸好被八路军救了。
所以刘湘屏对父亲说，找个苦大仇深的女同志来照顾他。就这样，父母相识了，慢慢地相知了，再渐渐地，相爱了。两年后的一天，组织上对他们说：你就娶了她吧，你就嫁给他吧。两人同意了。
父母结婚，是在1945年冬。是刘先鹏到阳城太岳军区办的手续，由时任太岳军区政委王新廷签字，政治部主任高德喜审批同意的，父亲时任太岳军区供给部政委。
他们在晋城办了一个简单而喜庆的婚礼，其实也不叫什么婚礼，就是一个仪式。因为什么都没有，让刘先鹏弄了一桌饭菜，请高德喜、刘忍、毕虎等8位同志吃了一顿饭。那天，刘忍和毕虎找了一位同志，给父母拍了这张照片，刘先鹏一直留着，连我父亲都不知道。
在老人家心里，这张照片就是我父母那段艰苦岁月的历史见证，也是父母和战友们那段经过战争洗礼的战友情的历史见证。
这次，老人家亲自把照片交到了我的手里。
我非常感激。
原标题：抗战时 父亲金世柏在山西打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