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
女友证言成为关键证据
“当时只判了死缓，很明显这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实际上，让杨明最终深陷牢狱之灾的，是当时他女友杨雪梅的证言。
1995年4月4日，杨雪梅因涉嫌杀人被刑事拘留，9天后，又因涉嫌赌博收审。直到5月23日杨雪梅被释放。
杨雪梅被拘押期间共作出四份供述，均和她涉嫌杀人以及赌博无关，而是关于杨明涉嫌杀人。杨雪梅直到第四次提审，才作出指向杨明涉嫌杀人的供述。
按开庭时公诉机关宣读的证词，1月21日晚，她留宿杨明家，睡在三楼，次日凌晨大约2点，听到一楼的卡拉OK厅有音乐声，还有女人吵架的声音。她听到“嗯，嗯”的呻吟声。后来上楼睡觉的杨明告诉她是同王家凤吵架。杨雪梅称第二天发现杨明脸上有三道抓痕。
此时已被羁押的杨明并不知道女友也被刑事拘留，更不知道女友在警局做出的供述。直到一审开庭，他和律师还对无罪判决充满信心。听到检方陈述杨雪梅的证词时，他呆住了。“完全出乎意料！”杨明说，他在庭上大喊：“她在说谎。”“简直一派胡言，想不通她为何这么说！”回到看守所，他还气得直哆嗦。“当时恨死她了。”
“我当时就申请让杨雪梅出庭，现场对质。”杨明说，他的家人也书面申请证人出庭，但都未能如愿。
杨明的一审辩护律师杨敏为杨明做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指控杨明杀人很荒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比如按警方的认定，王家凤已在1月21日被杨明杀害。但却有多名证人证明曾在此后的1月23日及26日在舞厅等地见过被害人。即使对于关键证人杨雪梅的供述，不能排除其被威胁及引诱作证的可能性，她的证言合法性存疑。
杨敏曾和另外两名律师进行现场模拟。当时天气寒冷，门窗关闭，在杨明家三楼根本无法听见一楼的打闹声。
1996年11月1日，此案第一次开庭审理。黔东南州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1996年12月10日，检察院重新起诉，但没有增加任何证据。12月26日黔东南州法院认定杨明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98年3月2日，贵州高院裁定驳回杨明的上诉，维持原判。
杨明说，当法官把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书宣读给他时，他情绪一下子失控，“我没罪，你们凭什么判我死缓？”
他的举动让一名法官不知所措，“还从来没人敢和我们拍桌子。”
杨明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法官没有办法，收走了判决书。怕场面再度失控，两名警察把他架回了看守所。
回到看守所，他一下子瘫坐到地上。“那时绝望到已经哭不出声来了。”就坐在黑暗里，默默地流眼泪。
天柱县公安局法制办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杨明案发生时，指导公检法机关办案的还是1979年的《刑法》。“当时的背景是疑罪从轻、从有。”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才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而杨明正好赶在新旧刑法交替之时。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确作出了补充侦查的决定，可是公安实在收集不到新的证据了。“当时只判了死缓，很明显这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服刑
“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不服判决。在监狱，他拒绝劳动改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申诉上。
监狱里有几条生产线，做丝锥、齿轮等零件。劳动的好，会得到加分、减刑的奖励。
“我要写申诉，没空。”拒绝劳动改造的后果，是除了一次被关进几个人同住同吃的狭小牢房，不能出去活动外，他很少遭受惩罚，更没有被减分。杨明后来慢慢明白，“很多狱警都知道我的事，他们同情我，所以对我比较宽容。”
他不停地写申诉。从看守所写到监狱，每天至少6个小时。写到手麻得不听使唤，方块字成了无法辨认的线条条。
如果手不受伤，他可以写得更快。杨明说，他的右手留下了刑讯时的伤。字写多了，手指吃劲，牵着整个胳膊疼。他要不时地甩胳膊缓解疼痛。
申诉材料的每页信纸上，他都用大拇指按下两个清晰的红手印。
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贵州省相关机构等寄出了反映冤情的控告信，他记得很清楚，一共寄了625份。他也向全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媒体发出求助信。
他直接写信给有关领导，后来这些官员中很多人都落马了。杨明忍不住乐起来，他描述如何满怀虔诚地写给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的周本顺，“亲爱的周秘书长……”“谁知道后来也落马了，”他叹息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申诉材料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他记得监狱里的信箱，等管理人员去开锁取信时，锁锈住，不得不用棍子撬开，犯人们塞在里面的待寄的信落了厚厚的灰。很多时候，申诉材料发不出去。
杨明一次次跑去问有没有回执，管教人员用一个字回复他：滚。
他成了监狱里的反面教材。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还拒绝减刑，拒绝死缓减刑为无期。有人问他，不怕死吗？“不怕，绝对不怕。”
杨明说，“从头到尾，都自信。有理走天下。”
监狱管理局的一位干部多次找杨明谈话。这位干部告诉杨明，即便他不争取积极表现减分，也可以考虑给他减刑。
杨明一口回绝：我没罪，谈何减刑？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监狱最后还是给杨明减了刑，从死缓减到无期。
潮湿的环境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跑步。在监区外，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他一天跑30多圈。
杨明说，在监狱里，人的机能是会慢慢衰退的，比如记忆力。很多人没事做，就只能数蚊子，还有身上的包。
夏天的牢房是被蚊子包围的，每天身上都咬出百余个大包。他甚至学会了辨识监狱里的蚊子和外面的蚊子的区别。监狱里的蚊子，从远处飞来时，突然加速向人进攻，不像外面的蚊子，嗡嗡嘤嘤地着陆到皮肤上，让人很难察觉到。
在狱中，杨明听到了最好的消息，也等到过最坏的消息。女儿考上大学，父亲去世。他说，没有最绝望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绝望的。
转机
“要么死在牢里，要么清白出来”
“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转机还是来了。
2013年初，北京律师张磊和贵州律师王宗跃接手了杨明的申诉案。
张磊说，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此案存在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凭一个证人的间接证据定罪，而且是在证人处于关押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但这样的关键证人最后却没有出庭。”
张磊说，让他下决心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杨明的决心。“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张磊对一次会见杨明时的情景记忆深刻，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很大的雨。在监狱办公室里，杨明习惯性地低着头说，我没有杀死她，我是无罪的，我要申诉，要么我无罪走出这里，要么我宁愿死在这里。
2014年10月，贵州省检察院启动复查“杨明故意杀人案”。2015年4月13日， 贵州省检察院发出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该院以“生效判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向贵州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今年8月11日，贵州高院再审判定，杨明故意杀人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判决杨明无罪。
杨明的无罪释放，令杨家欢欣鼓舞。而被害人王家凤的家人则感到愤懑。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疑罪从无”。
王家凤的父母和哥哥均已去世，今年6月11日，杨明故意杀人案再审第一次开庭，王家凤的姐姐出庭。
在法庭上，她大声质问法官，“不是他还能有谁？”
8月11日，王家凤的弟弟王家军，听到了杨家接杨明回家的鞭炮声。这让他很不满，认为杨家大张旗鼓。他认同当年办案的一位周姓警官的说法，这名警官也听说杨明将无罪释放。“他很确定地和我说，凶手就是杨明。”
“我们就是要一个真凶，”王家军说，“如果他不是，那凶手是谁呢？”
指证自己杀人的恋人杨雪梅，在杨明入狱两年后死于一场意外，在广东打工期间坠楼。“我一开始挺恨她的，但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我的仇恨逐渐消解。她当时被无故关押了50多天，估计也吃了不少苦，身不由己吧。”
原标题：贵州男子因女友证言坐20年冤狱 拒绝劳改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