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共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肩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协调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责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堡垒。
1937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其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才是唯一的保障。”提出“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1938年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同年3月，中共成都市委员会成立。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构全部迁到重庆，负责领导整个南方白区党的工作(包括中国港澳地区)，是秘密的，对外公开的名义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有时也叫中共代表团。至此四川的成都、重庆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诸如大川饭店反日设领打死日本人、《新华日报》在成都的宣传抗日、成都及四川各地多种形式开展救亡、促进川军出川抗战、团结刘文辉保卫西南等，这些抗日活动一直都在党的领导之下。
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重庆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设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在武汉时叫长江局。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重庆，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是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共产党的工作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南方局在重庆近8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1941年3月，在南方局的支持帮助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民主党派坚决抗日的主张，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
抗战时期，南方局把党报党刊办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心脏，还利用苏联大使馆、中苏文化协会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合法地位，从苏联和延安运来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同时，南方局通过进步的出版社，直接在重庆出版发行了大量马列著作。此外，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周恩来、艾思奇、胡绳、潘梓年、许涤新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在重庆出版发行。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了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黑沉沉的国统区燃起了先进文化的明灯。
《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实际上是明确了该报的办报方针。不久，他又对《群众》周刊负责人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
粉碎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
在军事上，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6人为南方局常委。叶剑英负责联络，并任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副书记，直接领导统委所属的军事组的工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中共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为此，国民党当局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限共”“防共”的方针。并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在政治上坚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军事上，在自卫的原则下，对来犯的国民党顽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940年3月，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召开。在会上，蒋介石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等等，并声称要严正军纪军令。蒋介石说完话后，一些事先安排的国民党有关战区和部队的参谋长便争相发言，诽谤攻击八路军。叶剑英在第三天的会议上，详细地报告了八路军两年半来在华北战场及冬季作战中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予以回击。他严正地驳斥了蒋介石等人对八路军的诬蔑，并用八路军缴获的国民党军作战文件，揭露国民党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的真相。讲话结束，与会者纷纷起立致敬，连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站起来。这是一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了蒋介石制造口实发动武装摩擦的反共阴谋。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总共7000人被国民党军围歼，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等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南方局予了坚决的反击，写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以最快的速度向国内外广为散发，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争取了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941年2月14日,周恩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其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严正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南进。在南方局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3月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被迫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缓和。南方局以政治进攻的手段缝合了国共合作中的裂痕。
叶剑英按照共产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利用自己在中国军事界的特殊地位和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对国民党军队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军事统战工作。对西北军，叶剑英等南方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去探望冯玉祥，并通过在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冶秋、赖亚力，对原西北军的将领进行了许多工作，加强了中共同他们的联系；对李宗仁、白崇禧这些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统战。他还以云南讲武学校同学和滇军旧僚的关系，团结了滇军将领龙云、卢汉、张冲等一批进步军官。
“文委”与抗战文化运动
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对重庆抗日文化运动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进行领导，而且还在组织上进行领导。在国民党三厅和文工会都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开展工作。重庆天官府4号郭沫若的家，实际上成了南方局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联系据点，抗战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文艺方针，积极领导重庆的抗战文艺，这一时期成为话剧史上的黄金时期。从1938年6月开始，聚集在武汉的政府机关陆续西撤，重庆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中心。这里聚集了全国重要机构和各界名人，仅就戏剧界而言，就有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等10多个戏剧团体，还有郭沫若、曹禺、陈白尘、老舍、田汉等著名剧作家，张瑞芳、黎莉莉等著名电影演员，涌现了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宋之的的《雾重庆》、郭沫若的《屈原》等众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话剧，为抗战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月12日，《新华日报》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萧军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将毛泽东在《讲话·引言》中提出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文艺基本问题传达给重庆及国统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
1945年1月至2月，《新华日报》社为庆祝该报创办七周年和欢度春节，先后举办过两次秧歌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小型秧歌舞剧使广大观众耳目一新。接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也相继传入国统区。周恩来还设法使延安的新歌曲，如《七月里》、《纪念碑》等，在国统区很有影响的音乐刊物《新音乐》和《音乐艺术》上发表。于是，这些新歌曲很快在国统区传唱开来。
抗战期间南方局领导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立后，创办了《华侨通讯》和《时事通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香港总部创办了《保盟两周通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及时介绍祖国抗战情况，动员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新闻界著名人士创办《华商报》、《大众生活》、《笔谈》、《世界知识》、《青年知识》、《文艺阵地》、《耕耘》和《大地画刊》等抗日报刊，扩大对海外的鼓动宣传。
受南方局的影响，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除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外，还有范长江为社长、胡仲特为总编辑的《华商报》，邹韬奋等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办的《笔谈》，俞颂华为总编辑的《光明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月刊》，范长江、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它们及时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抗击法西斯的消息。
开创统一战线新格局
南方局对国统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也是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领导人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鼓励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多作贡献。
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还用很大力量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南方局的推动和帮助下,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它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组成。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其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南方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彪炳史册。刘海 撰文\供图
原标题：中共中央南方局 国统区领导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