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日前,历史学家舒大刚做客金沙讲坛，解读我们身处的巴蜀文化——山川之险，物产之丰，文化兼容东西南北，而今巴蜀之地更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书写着新的时代篇章。
本期嘉宾
舒大刚，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导，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巴蜀文献研究，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首席专家兼总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首席专家兼总编纂。
采访手记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有一句话道出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中逐步向前发展，从而产生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中国也成为诸多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历史的国家。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有一个区域拥有着极其特殊而又让人无法忽略的地位，那就是位于华夏大地西南的巴蜀。
今天提起巴蜀，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有的人会加上重庆。但实际上，在古中国，巴蜀之地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今天的地理范畴，不仅包括了四川和重庆，还覆盖了甘肃陕西南部、贵州北部和云南大部以及湖北湖南的西部。
自古以来，巴蜀的地理位置就极为险要，“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雄、夔门天下险”，易守难攻的地形使得这里成为安定富足的“桃源之地”，因此也有着“得巴蜀者得天下”之说。周借之以灭殷，秦人取之而凌楚，汉高祖得之而定三秦，晋武帝据之而灭孙吴,唐因之而避难，宋倚之而抗金蒙。到了抗战时期，中国也是依靠着巴蜀之地的财富与民力，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巴蜀仍是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时至今日，巴蜀之地不仅成为国家经济新的核心增长极，从这里走出的英才俊杰也活跃于新时代的各个岗位上，为悠久醇厚的巴蜀文明，书写着新的篇章。
事实上，巴蜀之地不仅有山川之险，物产之丰，更有兼容东西南北的灿烂文化。从巴蜀之地走出的文臣武将名扬千古者数不胜数。汉赋四大家、唐宋八大家，出身四川的各有其三；当代文学史上六位大师，“鲁郭茅巴老曹”，四川人占两席，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四川人更占四席……金沙讲坛上，舒大刚用了“独步全球，饮誉世界”这八个字来形容巴蜀文化取得的成就，可谓贴切。巴蜀文化与三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区域文化一同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点。
实录
川人三境界：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巴蜀文化是长江流域文化的源头
说起巴蜀，不少人首先会想到四川，这种想法放在20年前，问题不大，因为那时的四川还包括今天的重庆，但即便是这样也并不全面。古代的巴蜀到底有多大呢？除了今天的四川和重庆，北边还涵盖了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南边涵盖了贵州北部、云南大部，东边还包括了湖北西部甚至湖南西部的部分区域。所以我们所说的巴蜀文化，不仅是四川的文化，研究巴蜀文化，当然四川首先要打头阵，弘扬巴蜀文化，四川及周边各个省份的人都有责任。
巴蜀地区最核心的部分当数四川盆地，四面是崇山峻岭和高原，而中间则是沃野千里的平原，这里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最早对这里的称呼是“陆海”——陆地上的海洋，由各种动物、植物、财富、文化汇聚成的海洋。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为“天府”。实际上在先秦时代，整个中国被称为天府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时过境迁，今天还保留了“天府”这一称呼的只有四川，尤其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区域，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天堂。
巴蜀之地之所以重要，并不仅因为它的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险要，巴蜀文化同样也是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以往，我们认为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发源地，向四周扩散。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片面的，中华文明实际由两大文明体系组合而成，一个是黄河文明体系，另一个则是长江文明体系，而巴蜀文化恰是长江流域的文化源头。
从历史上看，巴蜀文化神秘灿烂，既有200余万年前的巫山人，也有数万年前的资阳人，还有3000年至4500年前的诸多古城遗址系列，从都江堰芒城到三星堆和金沙……这些古城居全国之冠，形成了一个串联，比如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与盐店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与紫竹古城、郫县古城等，特别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更是独步全球，饮誉世界。
多元文化形成洒脱的巴蜀气质
巴蜀文化大致以先秦统一巴蜀为分界线，在秦统一巴蜀之前这个地方是夷、氐、羌、巴、蜀的混居之地，这里有多彩的风俗、瑰丽的神话、神秘的文字、精妙的哲学、高超的科技……秦灭蜀国后，巴蜀大地逐渐融入大华夏文明圈，成为大中华文化体系的一员。尤其是佛教等外来文化传播到中国后，巴蜀也深受其影响，逐渐地兼收并蓄，慢慢形成了儒、释、道甚至诸子百家的融合文化。
多元的文化体系对形成巴蜀人特有的气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巴蜀是道教的发源地，道教提倡道法自然，注重个性尊严和自由，所以铸就了川人飘逸的风骨。儒学进入巴蜀后，又让巴蜀人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佛教传入后，又为川人卸掉了彷徨和迷茫。儒让川人拿得起，道让川人放得下，释让川人想得开。人生有这三个境界，还有什么事情难倒我们？所以巴蜀人在进退之间很潇洒，很洒脱。
我们在提巴蜀文化时，常常将巴与蜀合并来说，事实上两地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的巴蜀大致以涪江为界，以东属巴，以西属蜀。具体说巴和蜀的风格，蜀人从容，含有一点惰性，但这个地方人文荟萃，崇尚仙道。巴人明快，却略失之浅薄，光怪陆离，俗尚巫鬼。这种特征也延续到了今天，在川东和重庆有着特色鲜明的巫文化和鬼文化，比如丰都就是著名“鬼城”。而在川西，则更加崇尚仙、道和佛，比如青城山、峨眉山、乐山等地都是仙道佛文化的承载地，两地的文化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大禹是巴蜀文化的人文始祖
要讲中国的文化历史，大禹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关于大禹的传说有很多，有人说他来自浙江，有人说他来自安徽，还有人说他来自山东。不错，这些地方有他的遗迹和传说，但我认为，大禹其实是四川人，他的籍贯在巴蜀。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史料记载。大禹生于四川，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魏晋皇甫谧也在《帝王世家》中注解道：“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
在诸多史料中，都出现了石纽这个地名，它无疑是考证大禹故乡的关键点。那么石纽到底在哪儿呢？汉代学者、川人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唐代顾胤在《括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治西七十三里。”今天阿坝州汶川县绵虒镇境内，山岸壁立，“石纽山”三个镌刻大字至今犹存。这些都是大禹属四川人的有力佐证。
大禹的重大功绩不仅在治理洪水，发展国家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结束了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态，创造了“国家”这一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大禹还提出了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9条大法——《洪范九畴》，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以至于九州逐渐演变为中国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大禹不仅是巴蜀文化的人文始祖，更是中国的人文始祖。
文翁兴学，兴起蜀地文风
蜀学作为巴蜀地区文化的代表，这个概念的提出并非是后人为了抬高自己而强加的，实际上其概念形成于汉代，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文翁兴学”。
西汉前期，巴蜀地区还算是边陲，文化相对于中原有着明显差距。汉景帝末年，文翁担任蜀郡守后，为了改变巴蜀闭塞、落后的状况，决定从兴办教育入手，培养人才。文翁兴学的主要办法是：一方面派遣张叔等18人进入京师太学，学成归来委以重任。同时，又在成都城南修建石室学宫（今成都石室中学）。文翁免除了学生的徭役，使其能集中精力学习，还常将学生带在身边，协助处理一些公务，甚至允许学生进出内室，以示恩宠和信赖。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则委以郡、县吏的重任，大力奖掖。此外，还在巴郡、广汉郡等地兴办学校。
在文翁兴学的成功基础下，汉武帝将这种办学经验向全国推广，“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这个事件也加速了儒学的普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文翁建了石室精舍，对巴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巴蜀人非常好学，当时就有一句话，“蜀学比于齐鲁”。同时期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有正式传播儒学，而巴蜀之地就已创办了官学，用现在的话说，已经“赢在了起跑点”。第二个成果，《汉书·地理志》记载，“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这段文字直白地表明，文翁兴学后，蜀地文风盛极一时，以后巴蜀大地历代都有文章之士。
蜀学发展三个闪耀时期
纵观蜀学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大禹和夏商时期，其代表人物有大禹、彭祖等，主要发明是阴阳、五行、治水、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等。
第二个时期是两汉，这是蜀学的第一个闪耀时期，此间蜀学的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主要有司马相如、文翁、张叔、扬雄、 王褒、严遵等。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代表人物有陈子昂、赵蕤、李白、李鼎祚等，此间蜀学在诗歌、术数、易学上都有着较高的成就。此外，这一时期巴蜀一直都非常安定，几次中原大乱，文人学士甚至皇帝都跑来避难，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天下诗人皆入蜀”，大量文人入蜀避难和定居，也促进了蜀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蜀中安定的环境下，逐渐产生了新的文学形式，那就是词。第一部词集就在成都编成，它就是著名的《花间集》。
第四个时期在两宋，这也是蜀学的第二个闪耀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一抓就是一大把，阆中“三陈”、华阳“范氏”、眉山“三苏”、铜山“三苏”、井研“四李”、丹棱“三李”等。此间蜀学在文学、史学、医学、数学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特别是数学，以秦九韶为代表，其《数书九章》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峰，还是全世界的最高峰，他的“大衍求一术”其实就是微积分，解方程方法领先世界500多年。
第五个时期是元代，宋元交替时巴蜀是抗蒙的第一线，蒙古的皇帝在巴蜀战死，四川遭受了巨大破坏，很多重要文化成果被毁，许多大族也被连根拔起。这是蜀学处于比较艰难的时期。
第六个时期是明代，这是蜀学的第三个闪耀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是“新都二杨”和“南充二陈”。特别要提的是新都二杨父子，父亲杨廷和，嘉靖前期的首辅，儿子名气更大，杨慎，号 “升庵”，就是那位写出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杨升庵。虽然明代蜀学代表人物不算多，但个个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重量级选手。
最后是清代。清代前期蜀学相对比较暗淡一点，但如“新繁费氏”“丹棱彭氏”“双流刘氏”等，在文学领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到了晚清，以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为代表的蜀学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时蜀学的成就不仅限于儒家经学，更扩展到了思想革命，社会革命，还有政治改良等方面。(记者 吴亦铮/文 梦溪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