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成都蒲江蒲阳路，杨胜雄在家中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身世之谜多年未解，他始终牵肠挂肚
杨胜雄的养父杨克昌，在抗战时期担任川军 47 军178 师 532 团1营的营长。他对杨胜雄的身世一直不愿提及，杨胜雄说“他是害怕失去”。
生在河南，长在四川。
跟所有成都人一样，他在平原上过着日子，闲适而悠逸。他爱蒲江、爱成都、爱四川。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他是从河南抱养的！从那以后，他常常上心，自己的根原来不在四川……
好好的家乡，被真相弄丢了。
一九四二
那年，天灾不断，人祸横行。川军47军在河南新安县一带驻防，同侵华日军作战。
这些年，人们丰衣足食，杨胜雄的日子也一天好过一天。那段时间，电影《一九四二》热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
电影里，荒芜的平原上寸草不存，死亡，笼罩着中原大地，路上，不断有人死去。
其实，《一九四二》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段历史。
那年，河南多地出现旱情，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引起当局过多关注，后来愈发严重的旱灾、蝗灾等天灾并发。
“还没有缓过气的河南农民，不断遭到重创。”相关档案显示，河南省汤阴、修武、新安等40多个县遭到蝗灾，受灾面积均在100万亩以上。河南数百万灾民几乎没了粮食可吃，树叶、野草都吃成了稀罕物。
《大公报》一位叫张高峰的记者，从陕西一路进入河南，见到了这场不弱于任何战争的惨状。后来，他在通讯中这样写道：“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
天灾不断，人祸横行。侵华日军也在中原大地恣意横行。
川军47军在河南新安县一带驻防，同侵华日军作战。当时，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和遭遇日军轰炸而死者无数，而当时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一路上饿殍遍野，饥民相食惨不忍睹。
1943年，美国记者白修德报道此事。他说，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甚至5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逃亡到陕西、甘肃和西部一带。但这只是白修德的估计。而据1943年的国民政府统计，死亡人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88006人，另一个是1484983人。
杨胜雄并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也不知道，1942，与他的身世紧密相连。
弃儿
18岁那年，杨胜雄的幺爸告诉了他一个天大的秘密：“是我从河南把你抱回的四川。”
1942年，国难当头，为了抗击日军，军队还有军粮，但农民根本吃不起饭。当时，川军47军178师532团1营的营长杨克昌，从副官手上接过一个两岁大的男孩，并同他的第二任夫人，一起拍下一张黑白照片。
从此，这个小男孩的命运随之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42年对他来说代表着重生。”蒲江县文管所特聘顾问，73岁的龙腾说。
2016年1月19日，天空阴霾，冷风呼呼吹了半晌。杨胜雄居住的地方，距离当地县政府只隔着一条街。沿街的道路两旁，梧桐树叶都已枯黄，风一吹就止不住地打转。
老杨家的豆花店，经营了有20多年，在当地的名气不小，大家习惯称他老杨。上世纪80年代，豆花店周围还是一大片田地，现在已经变成宽阔的马路，各种商店也扎堆挤满街头。
华西都市报记者见到老杨时，他坐在豆花店前，望着大路上过往的行人出神。店里的事情，他已很少去过问，交给女儿们在打理。
三女儿杨进英扯着嗓子，喊了几声“爸”，他才回过神来。
直到他起身后，我们才发现，老杨不仅面色红润，个头高大，走起路来四平八稳。若不是从帽檐边露出的两簇白发，和散落脸上的老年斑，很难让人相信他有75岁。
没有太多的寒暄，老杨领我们上了二楼客厅，客厅正中央摆了台大彩电，他平日大部分时间就靠这个打发。
老杨的声音带着与生俱来的低沉。“能帮我找找河南的亲人吗？”“可以，我们尽力而为。”“谢谢，随便问吧，知道的我都会讲。”“讲讲你的故事吧。”
微闭会儿眼睛后，他吐出了几个字：“河南出生，四川长大。”
“先从18岁的春节说起吧。”老杨把双手平搭在腿上开始回忆，那年春节，他从距家20多公里的大兴碗厂做工回来，父亲杨克昌在木材厂附近参加思想“学习”，母亲到了供销社上班，一家人没法聚在一起。
幺爸杨进先（原名杨宝昌），带着他见了父亲一面，像是在探监，但也算家人团圆。
回来的路上，幺爸欲言又止。一直走到家后，才一把拉住杨胜雄的手，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说道：“你还不晓得自己的身世吧？”
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幺爸又补上一句，“大哥当年把你交给我，我从河南把你抱回的四川。”
幺爸说完松了手，杨胜雄的右手随即垂下，冬日里的冷风吹得他鼻尖通红。再追问时，幺爸只是淡淡地说：“只晓得这么多了，其它的不清楚。”
两天后，杨胜雄回到了碗厂继续煮大锅饭。事情就这么一直搁着，直到第二次回家，他见到了许久未见的父亲杨克昌。
“吃完饭，来我房间一下。”那天，杨胜雄推上屋门，和父亲单独坐在一起。
“你幺爸跟我说，他跟你谈过了。”“那……”话还未出口，杨克昌的声音突然重了很多，“莫名堂。”只有这三个字压过来，杨胜雄张着嘴，没有发出声音。
沉默一阵后，两父子的谈话算是结束了。“其实，父亲是默认的。”老杨叹了口气，另一层意思是，不要再打听了。今后的几十年间，当时的场景无数次在他脑海里重复，但没有哪一次，杨胜雄做过违背父亲意愿的选择，梦里也如此。后来，他也想明白了，“他是害怕失去。”
寻根
照片上一位妇人穿着旗袍，靠在身着戎装的杨克昌身旁，怀中还有个两岁大的男孩。
新中国成立不久，有地主成分的老杨家遭遇抄家，杨克昌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从军证明、军装和照片等物品。
“他担心连累家人。”那把火，也烧出了年代断层。杨胜雄记忆中，至今就只剩一张偷偷保存下来黑白照片。
上世纪50年代，他看过那张照片，一直保存了几十年，最后丢失在一次搬家中。照片上，一位妇人穿着旗袍，面带微笑靠在身着戎装的杨克昌身旁，怀中还有个两岁大的男孩。
抗战时期，杨克昌担任了川军47军178师532团1营的营长，他一辈子有过3个老婆，但没有一个为他生下过孩子。
第一任老婆姓蒲，很早就过世了。第二任姓罗，同他前往河南前线，不久病死在河南。第三位老婆姓黄，陪他走完了这一生。
黄氏是杨胜雄叫了大半辈子的“妈”，也是川军将领李家钰将军机要译电员，是目前健在抗战老兵黄开仁的姐姐。这也是揭开杨胜雄身世谜团的关键之一。
而罗氏，则是黑白照片中，那位抱着男婴的妇女。“那张老照片的背后还写有一行字。”杨胜雄的三女儿说，几兄妹在上世纪80年代还看到过那张照片，大致记得写的是“河南回水镇杨家湾”，一家人曾在网上查找过，“但在河南没查到回水镇这个地方。”
“对河南没有一点印象，记事时就在四川了。”这么多年里，除了暗自里思索，杨胜雄没有再追问父亲，这件事也一直压在心头。
不久后，杨胜雄离开碗厂，先后在当地机砖厂、农具厂煮过大锅饭，最后在水泵厂退休了。
几十年间，他结了婚，跟媳妇四处凑钱修了新房，就从杨克昌处搬了出来。之后，两夫妻开了这家豆花店，过着平静的日子，但心里的秘密实在压不住，杨胜雄讲给了妻子和孩子听。
1996年6月份，田里的秧苗刚插完不久，91岁的杨克昌摔倒一次后，身体就不行了。一口痰没能咳出来，家人赶紧把他送去蒲江县中医院，但还是没把他留住。
杨胜雄记得，当他背着父亲上车时，耳畔听到了几声叹息，和一句有气无力的话：“儿啊，以后还是要对你妈好啊。”他没有问父亲自己的身世，那个男人的脾气他再了解不过，不说的东西这辈子都不会说的。杨家仅留下杨克昌的一张身份证照片。
料理丧事期间，杨胜雄路过老家清水溪的一个小庙，遇见了杨克昌当年的勤务兵宋永生。“要知道自己的身世，最好还是问杨营长的副官徐钊，我记得是他把你抱到营长面前的。”宋永生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进了庙里，而杨胜雄的心脏却再次遭到“重击”。
说到这里，整个屋子突然陷入沉默，坐在老杨身旁的妻子张芝桂，给他抹掉脸颊上的泪痕。这么多年里，她从未见过丈夫哭成这样。
多年来，老杨一直没去找徐钊，那个可能是世上唯一知道老杨身世的男人。
“当时有了几个孩子，担子全压在我身上，找人的费用根本承担不起。”老杨哭得像个孩子，比起渺茫的希望，他更担心的是绝望，“如果连他也问不出结果，那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就没了。”
真相
1942年的一天，部队有士兵用9两小麦换回来三个小娃娃，其中一个被杨克昌营长托人带回四川。
李家钰将军的机要译电员、94岁的川军抗战老兵黄开仁，一直有意避谈“侄儿”的身世问题，但时隔这么多年，他终究还是松了口。
“他确实是从河南新安县抱养回来的。”1942年，河南发生旱灾和蝗灾，当时部队驻守河南新安一带。饥民往各个方向四处逃散，当时的河南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地狱。”
铺天盖地的蝗虫漫天飞来，田里的庄稼很快被啃光，灾民都饿成了皮包骨，有人吃“观音土”，肚子被胀得很大。一个村连着一个村，找不到完整的树叶、树皮，就连树干都被啃得满是牙印。
“饿死在路上的人，随处都是。”黄开仁说，灾民们为了逃离，就聚集到火车站，拼命爬上火车顶，被踩死、压死的根本数不清。
作为司令部的机要译电员，黄开仁了解的消息更多一些。他从部队里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42年的一天，部队有士兵从新安县狂口镇回来，用9两小麦换回来3个小娃娃，算是救了他们。后来，两位营长和一个连长各抱养了一个，其中一个被营长杨克昌托人带回四川。
“故事大致就这些了。”老杨说。屋子里有些闷，他随手摘下帽子，头发被汗水浸得有些润，他只是笑了笑。
老杨和妻子张芝桂在1963年结了婚，育有三女一儿，现在也都各自婚配，孙子大学毕业不久，刚参加工作，“一家子再没有我要操心的了。”老杨说。
站在阳台上吹了会冷风，老杨深呼吸了口气，“还是想寻到根在哪儿，看看那边还有没有亲人在。”
随后，他把默默收集多年的线索，全都列了出来，“照片后面的信息，父亲生前讲起的抗战经历，我老家应该是河南新安县。”当年关于徐钊的信息，他也托人打听过，“就在蒲江，但人已经不在了，他儿子是县医院的医生，叫徐国洪。”
当记者联系上徐国洪时，他说，父亲徐钊确实说过，是47军杨克昌营长的副官，在河南打过仗，“但没听他提过，帮营长换孩子的事。”
线索又一次断掉，杨胜雄叹了口气，然后又平静，“想到过这个结果。”
之后，记者同河南新安县抗战史研究者孙保旭取得联系，共同整理这些零散的线索。
“新安县没查到有回水镇。”紧接着，孙保旭又补充道，黄开仁所说的狂口镇，新安县确实有，“但此前那里修水库，当地百姓都搬迁了……”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们会联系志愿者一起努力的。”电话那头，传来孙保旭的声音，按照黄开仁的回忆，毕竟军官用9两小麦换了3个小孩，在当时也算村里的大事了，“可能还有老者记得这些往事，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找到的事。”
“1942年到1943年，是河南的灾难。”孙保旭说，天灾加上人祸，导致众多河南百姓死亡，更多的人被迫逃离家乡。
“那场大饥荒的恐怖，我听很多人说过。所以这辈子我都感谢父亲救了我。”老杨说，小时候，虽然难得见到杨克昌一面，“但他对我很好，一直都是。”
那天，离开豆花店时，老杨执意要把记者送上车，离开时他说会一直找下去，就算记忆中没有那个村庄的影像，但他仍然会去找，“只要我没放弃，就一直在向答案靠近。”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力摄影报道
原标题：1942 河南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