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习近平屡次痛批官员办企官商勾结
昨天，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习近平曾数次痛批官商勾结。
早在1980年末，习近平当时在柘荣县考察时就告诫官员：“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2014年6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指出：“现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惠民资金、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腐败问题频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突出。有的地方扶贫、涉农、医保、低保资金都敢贪敢挪，而且拿这些钱来行贿买官，群众的‘保命钱’成了干部的‘买官钱’，发达地区通过工程项目搞权钱交易，贫困地区贪扶贫救济的钱，恶行令人发指！查处惩戒力度还要加大”。
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没有落实好。对领导干部，要求就是要严一些，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专家解读
1.官员亲属经商解决起来为何不易？
权力结构仍然不科学不合理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表示，干部配偶子女违规经商问题成了老大难，原因有五个方面：
第一，权力结构不科学、不合理。2014年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很重的话，“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注意，不是“加强”，也不是“改善”，而是“形成”。这种表述说明我国的权力结构还不科学，因此，我国才会有那么多的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现象和腐败问题。
第二，同体监督没有力量。我们的监督是同体监督，而不是异体监督。
自己的刀刃永远砍不到自己的刀把，这是同体监督的弊端。这么多年来，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几乎没有同级纪委发现查办的。这是体制决定的。
第三，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薪酬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广泛和深入，显得越来越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相对越显得低；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情况还要好一些。由于公职人员的合理和正常收入，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相应提高，于是他们利用配偶子女经
商，来补足收入上的差距，这是第一种心理，即灰色收入；还有第二种心理是，即利用家人经商，来搞政商勾结、权钱交易，这是黑色收入。
第四，要想给公务员涨工资也很难。目前我国公职人员数量庞大，工资提高不起来，每次提出涨工资就会引起社会反对。这是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权力结构改革的结果。
第五，通过试点来规范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行为，尽管是治标的举动，但是，只要在一两个县、一两个省推行权力结构改革，治标行为就能够得到治本行动的支持，就能发挥效力。
2.上海试点中哪些亮点值得借鉴？
管住部级局级就抓住了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案件看，家族式腐败是腐败的主要形式，现象比较严重。尽管过去中央三令五申，几乎每年都出台限制官员配偶子女经商的管理办法、意见，但这种现象不但没被遏制住，还在蔓延。
他认为，上海试行的办法，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上海把限制范围限定在部级和局级干部，抓住了关键点。这些干部的权力也比较大，利益输送方面更有能量。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管好高级别干部，有利于
上行下效、肃清风情。
竹立家表示，要管住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家庭事项的申报必须严格，并且领导干部家属信息也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而不能仅仅是有关部门掌握。信息透明之后，监督的效果会更明显。
3.为何选择京沪渝粤疆推开试点？
具有代表性有助于全国推广
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已或即将开展试点的省份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广东、新疆，这5个试点省份的党委书记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竹立家分析，可以看出，中央选择的试点省份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其中，北京、重庆与上海一样，都是直辖市，在推广上海经验方面，可借鉴性比较强。广东是经济发达省份，改革开放前沿，经商氛围比较浓厚。而位于西部的新疆则是经济欠发达区域。在上述两个省份进行试点，有助于新规推向全国。
原标题：北京将规范官员配偶子女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