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大渡河”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著名战斗。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
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简介
名称：强渡大渡河
发生时间：1935年5月24日－25日
发生地点：四川省越西县（今属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地区
2、战斗经过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24日晚，先头部队赶到安顺场，占领了该地。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挑选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7时强渡开始，快接近对岸时，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控制了渡口。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筑堡防守。当晚，红一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3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在红军到达之前，川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抢占了这一地区，正在构筑工事，凭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
25日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战前，先遣队首长亲自向领导领导交代任务，一起制定渡河方案，并强调这次渡河，关系全军成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分成两批，熊尚林带领第一批8人先渡河，孙继先带领第二批8人再渡河。十八名勇士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十八名勇士战胜了惊涛骇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了对岸。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便往下甩手榴弹。智能双全的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勇士们击退了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3、历史真相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杨得志撰文回忆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们迫切要求熟悉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投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1957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开革命回忆录写作之先河。《红旗飘飘》刚一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五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决定十七人分两批渡过。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
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刘伯承回忆历史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军委扩大会上
十八勇士遭质疑
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责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原标题：强渡大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