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是对两河口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
原标题:毛儿盖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