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们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共同感受：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过草地之难、难于上青天”“死亡陷阱”……这些词句，都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红军过草地时的千辛万苦。
而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等部队，由于受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影响，长征的历程更为曲折和艰难，单是草地就过了三回。
一过草地开始北上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樊功会师，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鉴于全国形势的发展和红军所处的环境，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两大主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张国焘却持反对意见，提出南下川康边建立“川康政府”，或转向青海、新疆。
1935年8月，由于张国焘故意延宕阻挠，致使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只好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横亘在北进途中的川西北草原，纵横300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所以有“松潘草地”之称。那里既无道路，也无人烟，更无可食之物。草丛下叉河、曲流交错遍布，形成大片沼泽，稍有不慎陷入泥潭，就将遭受没顶之灾。草地气候也是十分恶劣，雨雪冰雹来去无常。
红军虽然在过草地前做了各方面准备，但由于连续鏖战，长途跋涉，人困马乏，物资奇缺，可谓是困难重重。
在这种环境里，红军指战员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了殊死斗争。
经过一周艰苦跋涉，编入红军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第4、第30军官兵于8月底前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与此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也进入了草地，但受张国焘错误影响，不久即被迫停止前进。
二过草地掉头南下
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占领了包座，可本应向班佑靠拢的左路军却迟迟没有动静——张国焘又耍起了延宕北上的旧把戏。
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9日，又“密电”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关键时刻，为贯彻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中共中央被迫连夜率领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1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称这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随后，又命令左路军先头部队和右路军之第4军、第30军等分别从阿坝、包座南下，向大金川流域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开始南下。
这样，第4军、第30军的红军官兵就不得不第二次进入渺无人烟的草地南下。
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被污泥吞噬；二怕下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掉进泥沼；三怕过河，有的水浅还好，有的河宽很难过，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不少战士倒下。而且二次过草地，虽比第一次有经验，也做了准备，但供给却更加困难。
二次过草地，不时会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尸体。他们有的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一齐倒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背上则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牺牲之前仍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身旁有用手指挖出的长长沟痕；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担架还压在她们的肩上……悲惨景象触目惊心。
二过草地，使红军又付出了巨大牺牲，仅30军就由原来8个团变成了6个团。
三过草地再次北上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引起了部队的思想混乱。朱德、刘伯承也因反对张国焘，一个被派到前线，一个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
突然南下的红军，趁国民党军没有防备，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张国焘，要求部队继续向南推进。11月19日，在百丈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十几个旅阻击，经7昼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也标志着张国焘南下创建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1936年7月1日，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两军会师后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北上。这又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行军，为此，那些已经两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官兵不得不第三次穿越一望无际、满目苍凉、绵延数百里的大草地。
根据前两次的经验，过草地之前，红军做了必要的物资准备，但这次比以往两次路程都远，仅中纵队从炉霍到上包座，行程就在750公里以上。他们再次面临过草地的行路难、御寒难、宿营难和饥饿等生死考验。这次过草地，由于途中粮食严重不足，大家以野菜、草根以至马皮、皮带充饥。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的重大胜利。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