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条件下社会治理模式“三个转向”的论断，为从中央到地方深入推进“网络理政”指明了方向。
无独有偶，成都市政府第58次市长办公会专题研究了网络问政理政工作，要求全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上网了解群众呼声和期盼，经常在线沟通化解矛盾和误解，依法依规做好网下服务和政策宣传，努力从“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转变。
“网络问政”与“网络理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理念、措施、效果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网络问政”是网络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政府与民众借助网络进行的一种互动行为，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亮点。“网络理政”是网络时代政府施政的重要形式，是政府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各种方式将广大民众反映的问题或自己发现的问题纳入政府行政过程，形成特定的政策来加以解决，进而推进政府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网络问政”的关键是“问”，是政治过程中的“输入”环节。“网络理政”的关键是“理”，是政治过程中的“输出”环节。“网络问政”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问”政之后的“理”政，它是网络问政的落脚点和归宿。成都极力推动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同志从“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转变，原因正在于此。
成都推动“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转变，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从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政策落实能力而言，由于在决策环节中，政府鼓励市民有效监督和参与，政务信息双向公开，执行过程双向互动，能够建立政府和市民之间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政策目标顺利实现。从提高政府公信力而言，市民借助网络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表达诉求和反映问题，政府则通过履行职责、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效果，提高了自身的公信力程度。从加强对政府监督而言，“网络理政”因其透明性、连续性、公开性、广泛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对政府权力运行和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实时有效的监督。同时，也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工作人员，促使其依法行政、廉洁奉公。如此而来，成都“网络理政”就具有双向互动、线上线下融合、更加注重社会协同的特点了。
事实上，成都“网络理政”不仅拥有深厚的网民基础，而且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据统计，成都2015年网民已达883万，占成都总人口63%以上；互联网普及率达61.2%，高出全国11个百分点。从这两项指标看，成都“网络理政”完全可以在政府施政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实际效果看，仅以市长信箱为例，今年1月1日至10月7日，市长信箱（含网站、短信、微信、手机移动客户端）共收到群众信件75199件，其中在线办结19871件，转交承办单位办理55328件。换言之，市民每个合法诉求，每个建言献策，均件件有回应、事事有回音。
如果说“网络问政”已成为中国各级党委政府的一种普遍常态，那么“网络理政”无论对于成都、四川还是全国各地而言都方兴未艾。成都率先迈出了步子，社会治理借助互联网这个新兴事物“输出”政府决策，其前景值得期待。（谢逸飞）
原标题：成都推进“网络理政”，社会治理重“输入”更重“输出”
